1917年，聂荣臻考入江津中学，上的第一堂实验课，就是水在经电解后实现氢氧分离而能燃烧的现象，这简直使他为之入迷。
中国历来有句谚语，叫做“水火不相容”。
而今，经过科学这股巨大的力量，居然能使水燃烧起来。
这对青年聂荣臻来说，真是闻所未闻。
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思虑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旧中国民不聊生，饿殍遍地，国力衰颓，备遭列强欺凌。
比照日本和西方社会的发展，聂荣臻悟出了一条道理：欲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只能依靠科学和实业。
因此，他毅然到法国勤工俭学，主要的目的是到欧洲学习科学技术，以搬回拯救祖国的法宝。
然而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的传播，斗争的实践，使聂荣臻认识到：中国只有经过社会革命，驱逐外国侵略势力、打倒军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建设现代经济，发展祖国的科学和文化，建立现代国防，从而使祖国摆脱被某些洋人耻笑为是所谓的“东亚病夫”的窘境。
第一节决心把后半生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2）
1925年9月，聂荣臻从苏联回国。
二十多年来，他在枪林弹雨中为之奋斗，迎来了一个新中国。
可以说，只有到了今天，他才有可能把过去科技兴国的理想转化为现实。
接受了主管科技工作的任务，聂荣臻说：我“决心在后半生把心血献给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当时中央已经决定，中国要研制“两弹”（即原子弹、导弹，下同）。
所以，如何在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研制出“两弹”，是摆在聂荣臻面前的更大的困难。
他决心献身科技事业，其中也包含着为“两弹”事业献身的决心。
主管科技工作后，为了摸清“家底”，他着人提供一些科技工作方面的基本情况。
聂荣臻从中得知，解放初期，中国只有两个核科研机构，一是原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核物理实验室，一是北平研究院的镭学研究所。
设备少得可怜，科研人员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
全国的科学研究机构总共也只有40个左右，其中还有一些是搞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人员总共只有六百五十多人。
按当时的人口平均计算，每1125万人才有一个研究机构，每70万人中，才有一个科研人员。
到1956年，虽说科研机构已经发展到三百八十多个，研究人员也已经有了九千多人。
但显然，依靠这些力量，要开展“两弹”的研究和其他属于独创性、突破性的科研工作，是大大不够的。
结合1955年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感受到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实际状况。
这年春天，聂荣臻来到祖国大西南的重庆、昆明、成都地区。
这里在国民党时期被称做是军工基地。
聂荣臻在视察了8个军工厂以后，感到失望。
这些工厂机器设备普遍陈旧落后。
像昆明的光学仪器厂，只能生产低倍率的望远镜，连高性能的瞄准镜也生产不了。
重庆的枪炮厂，大多建在窑洞里。
枪厂只能生产性能落后的步枪，不能生产冲锋枪。
炮厂只能生产小口径炮，性能也比较落后。
有些军工厂实际上只是军械维修厂。
另外有的厂管理落后，原材料浪费惊人。
从事军工研究设计的专业机构一个也没有。
面对这样的困境，聂荣臻的决心是知难而上。
他说他当时的心情是：“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国人经过几十年奋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一定能够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深信，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在中国研制导弹和原子弹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以非凡的气魄，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决策，并始终支持“两弹”的研制工作。
特别是周恩来，不仅起了决策的作用，还进行了许多重要的组织领导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同志，也都大力支持“两弹”的研制工作。
这是中国拥有“两弹”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以他们的渊博知识和高度负责精神，为“两弹”的研制成功呕心沥血，作出了杰出贡献。
所以人们从不同角度，有时称颂上述人物为导弹或原子弹之父，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更多的人们心目中，把聂荣臻看做是中国的“两弹”之父。
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公认。
这是因为聂荣臻在研制“两弹”的进程中，承上启下，起着独特的作用。
他通过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以及中央和军委的重大决策，化作为具体的行动规划或计划；又把科技战线上的各种力量凝聚在一起，使他们的巨大潜力和积极性，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和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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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决心把后半生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3）
终于使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奇迹般地研制出了导弹和原子弹。
这方面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一扫新中国建立前百年沉疴的形象，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核强国之列，使每个炎黄子孙深感自豪。
国际上无论是朋友或敌人，无不对此刮目相看。
因此，聂荣臻的名字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第二节为研制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开路（1）
为研制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开路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是周恩来安排的，特地邀请了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列席。
聂荣臻出席了会议。
会上由钱三强向到会的中央领导人讲解原子弹原理。
他按照周恩来的交代，讲得详细而又通俗。
毛泽东等到会人员都像虔诚的学生那样静静地听着。
从他们不断地点头微笑中，可以看出，钱三强的讲解是成功的，引起了听众的浓厚兴趣。
讲完原理，李四光让操作人员演示盖革计数器探测铀矿石的实验。
当仪器在铀矿石边上发出“嘎嘎”的响声时，聂荣臻与所有到会人员一样，特别高兴，会场气氛活跃起来。
毛泽东边吸烟边站起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过去几年其他的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就是指原子弹。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的自信心，感染与鼓舞了所有到会的人，给聂荣臻留下极深的印象。
他像战争年代信赖毛泽东的每一个战略决策一样，深信中国一定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吃饭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大家干杯。
毛泽东举起酒杯说：“好，那我们就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这年7月，聂荣臻同陈云、薄一波一起，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三人小组成员。
几个月后，研制导弹的问题也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55年10月，著名火箭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障碍，从美国回国。
在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发展导弹、火箭武器方面，他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的建议。
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从此，被正式提到中央和军委的议事日程上了。
1955年冬，钱学森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访问。
陈赓院长向他请教，中国研制导弹火箭武器的前景如何？钱学森的答复是肯定的，中国可以进行导弹武器的研究。
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后，陈赓就为此事积极奔走。
1956年元旦，陈赓、叶剑英、钱学森向周恩来汇报了研制导弹的设想。
周恩来很重视，对钱学森说：“你写个报告吧！”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
这份意见书，进一步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
聂荣臻对任新民、钱学森的意见仔细阅读，然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两个报告很好，他们实际上已经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描绘了实施蓝图。”
3月，在第二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说：“中国要搞核子武器和导弹。”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汇报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
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
4月13日，国防部通知，航委正式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
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第二节为研制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开路（2）
聂荣臻受命领导研制“两弹”的任务以后，经反复考虑，认为首先是要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中国底子太薄，又面临帝国主义封锁，一切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