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使馆才愿意给我以有效保护（也许英国公使馆有这个看法——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而他在这次争夺战中成了败北者，才是使他忿懑的根本原因。
郑孝胥对自己在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极了。这可以从他写的两首七言诗中看出来：
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舆幸日本使馆
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臀踵至，遂入日本使馆。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拆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问一秃翁①。
①见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位俨然以“猛士”自居的人后来藏了一幅画：在角楼的上空云雾中，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陈宝琛虔诚地在画上题了“风异”二字，并作诗一首恭维他：“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庄士敦颇知凑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经过写在上面。
让郑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场争夺垄断的战斗中，胜过了他的暗中对手罗振玉。罗不但没有赶上这个机会，而且竹本大住这个值钱的关系，也被郑轻轻拿在手里，成了郑的本钱。郑、罗二人之间的冲突，原来是掩盖在他们与王公们的争夺战后面。而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夺战了。
不过庄士敦却在旁不免暗笑。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书里，他肯定了郑孝胥的日记所叙述的正确性之后说：“不过有一点除外，那就是郑孝胥错误地认为，竹本大住在同意用他自己的住处接待皇帝之前，已经和日本公使商量过了。日本使馆内文武官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使馆文武官员之间的关系那么亲近和友好，竹本大佐是否认为自己应当听从日本公使的命令，是大可怀疑的。因此，他并不认为必须把他和郑孝胥先生谈的话向芳泽谦吉先生汇报，而且他也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他本人急于要接待皇帝，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贵客夺走。……”
事实上，后来是夺走了。这刚开始不久的争夺战，不仅展开在王公大臣和郑、罗之间，也不仅在郑与罗之间，原来还发生在日本人之间。这一场争夺战中的真正胜利者，有一段谈话刊在第二天的《顺天时报》上：
日使对容留逊帝之谈话
日本芳泽公使，昨日对于往访记者所谈逊帝溥仪迁入日本使馆之经过，
并公使所持之态度如下：
上星期六午后三时，忽有某氏（公使不欲宣布其姓名）来访余（公使
自称，下同），告以逊帝现已入德国医院，并谓此不过暂时办法，万难期
其久居，且于某某方面亦曾恳谈逊帝迁居事，咸以迁居日本使馆为宜，故
逊帝遣某来为之先容，万希俯允所请等语。余当时在大体上因无可推辞，
然以事出突然，故答以容暂考虑，再为答复等语。某氏辞去约二十分钟，
余即接得报告，谓逊帝已至日本兵营，要求与余面会。余当即亲赴兵营迎
近，一面为之准备房屋。午后五点迎入本馆后，即派池部书记官赴外交部
谒沈次长，说明逊帝突然来馆之始末，并请转达段执政，以免有所误会。
当蒙其答复，极为谅解。……
我的前半生……十三 由“使馆区”到“租界”
十三 由“使馆区”到“租界”
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正是“好客”的地方。我进了日本公使馆才知道，我并不是惟一的客人，当时还住着一个名叫王毓芝的人物，他是贿选大总统曹锟的心腹谋士。曹锟没有来得及逃往使馆区，被国民军软禁了起来。王毓芝的腿快，做了这里的客人。我还记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时候，被张勋赶走的黎元洪也在这里住过，我第二次退位以后，被段祺瑞赶走的张勋做过荷兰使馆的客人。每逢使馆里到了必须接待来客的时候，使馆区里的饭店和医院总免不了跟着热闹一番，因为每次总有一批神经脆弱而又身价够不上进使馆的人们往这里跑，把这里塞得满满的，甚至于连楼梯底下都有人愿意付租金。辛亥。丁巳和我这次被赶出紫禁城，有不少的满族贵族都争先恐后地到这里做客。有一次饭店老板贴出了一张很不礼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过多，楼梯下亦已住满，卫生状况殊为不佳，且有随地吐痰、极不文明者，……兹规定，如再有人吐痰于地，当罚款十元，决不宽贷！”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趋之若鹜，流连忘返。
我在这里遇到的热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面没有说到，是我从北府出来的时候，在我汽车上还有北府的两名警察，他们按照当时“要人”们乘车的习惯，站在车外踏脚板上，一边一个，一直陪我到了德国医院。后来知道我不回去了，他们不能回去交差，便要求留在日本使馆。他们得到了准许，作为我的随侍被收留了。后来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绣的时候，那边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们。使馆里派了一名书记官特意去交涉，也没有成功，最后还是芳泽公使亲自去找了段执政，婉容和文绣才带着她们的太监、宫女来到了我的身边。
使馆主人看我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住不开，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我使用。于是我那一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等又各得其所。在日本公使馆里，“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复了。
更重要的是，芳泽公使给我取得了执政府的谅解。执政府除了向芳泽公使做了表示之外，并且派了陆军中将曲同丰，亲自到日本兵营的竹本大佐那里，再次表明：“执政府极愿尊重逊帝的自由意志，并于可能范围内，保护其生命财产及其关系者之安全。”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们曾来劝我口去，说北府现在已经安全，有段祺瑞和张作霖在，国民军决不敢任意行事，还说段和张都向他们做了保证。但我相信罗振玉他们的话，段和张的保证都是因为我进了使馆才说的，我如果还在北府，而国民军还在北京，什么保证都靠不住。我拒绝了他们。事实上，王公们也正在向使馆区里找住处，后来有的进了德国兵营，有的进了六国饭店。我父亲一面劝我，又一面在西什库教堂租库房，存放他的珍贵财物，后来北府里的弟妹们也都跑到西什库教堂住去了。
看见日本使馆对我的殷勤照料，连许多不知名的遗老也活跃起来了。他们从各地给段执政打电报，要求恢复优待；他们给我寄钱（这叫做“进奉”），供我使用；有的人从外地跑到北京，给我请安，密陈大计。蒙古工公好像吃了兴奋剂似的，发出通电并上呈文给执政府，质问对他们的优待怎么办，执政府连忙答复说照旧不变。王公大臣们的腰板也硬起来了，拒绝出席“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会议。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委员会，由代表民国方面的李石曾（委员长）、易培基（代表汪精卫）、俞同奎、沈兼士、范源濂、鹿锺麟、张璧和代表清室方面的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等组成，并请了罗振玉列席。委员会要清点财物，划分公产私产以决定处理，绍英等四人不但不去参加，并再次向当局声明不承认这个组织。宝熙后来通过他的门生从宫里弄出十几箱东西运到了日本使馆，罗振玉立刻反对说：“这岂不是从强盗手里讨施舍？如果要就全要，否则就全不要！”原来他另有打算，想把宫里的东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去。那时我不知道这个底细，只觉得他说的有理，有骨气。至于后来又弄了没弄，弄出了什么来，我就全不知道了。
这些表示骨气的，请安的，送进奉的，密陈各种“中兴大计”的，敢于气势汹汹质问执政府的遗老遗少们，出进日本使馆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旧历的元旦，我的小客厅里陡然间满眼都是辫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接受了朝贺。
许多遗老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王国维在奏折里说：“日使……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且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谁不庆幸？”
旧历元旦那天，小客厅里是一片庆幸的脸色。那天有段插曲值得一提。正当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之际，突然在行列里发出一声干嚎，把人们都吓了一跳，接着，有一个用袖掩面的人推开左右，边嚎边走，夺门而出。当时我还以为是谁碰瞎了眼睛，众人也愕然不知所措。有人认出这是前内务府大臣金梁，他干嚎个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到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刊出了他写的诗来，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这一幕怪剧，是为了写这首诗而做的苦心准备。诗曰：
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闭门恣痛哭，
血泪自纵横。自晨至日午，伏地不能兴；家人惊欲死，环泣如送生。急梦
至天上，双忠（文忠、忠武）①下相迎；携手且东指，仿佛见蓬瀛；波
①文忠、忠武是梁鼎芬和张勋的谥法。
涛何汹涌，风日倏已平。悠悠如梦觉，夕阳昏复明，徐生惟一息，叩枕徒
哀鸣。
过了旧历元旦，眼看我的生日又要到了，而且是二十（虚岁）整寿。我本来不打算在别人家做寿，不料主人偏要凑趣，硬要把使馆里的礼堂让出来，作为接受朝贺之用。礼堂布置起来了，地板上铺上了豪华的地毯，作为宝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