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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木头的日子真难熬啊。赛麦最大的愿望是赶快长大。长成个大姑娘，就再也不用给木匠爷爷按木了。爷爷无常了，木匠爷爷，从别人家的房梁上跌下来，被人们抬埋进了土里。他再也不能起来做木活了。这是赛麦始料不及的。赛麦便开始放羊。放羊的日子比按木悠闲多了，也自在多了。她再也不用挨那日头的烤了，可以脚手自由地动来动去，心慌了还可以对着天上的云大声地唱。唱什么也不怕，爷爷听不见了，没有人会指责她没有女娃子的样儿。
赛麦躺在一摊草上，草柔软的躯体在她身下倒成一片。羊在山梁下吃草。远处，人们在地里锄草，头上的草帽在一片绿的汪洋里晃动。晃啊晃，赛麦就记起了那些光圈。五彩的变幻的，晃得人眼花心烦的光圈。
要是爷爷没有无常，还活着，做木活，我还愿意给他按木吗？一个古怪的念头上来了。会还是不会？赛麦想了想，心里乱糟糟的，越想越乱，就盯住头顶的云看。云像地面上的人，奔来跑去，那么忙乱地拥着挤着，似乎它们也有穷日子没法过，在奔走。
墨斗！一个严厉冰冷的古怪声音冲着天上的云喊。
墨斗！赛麦吓了一跳，自己竟会发出这么吓人的喊叫。一块云过去了，天蓝得晕人，辽阔无尽头的蓝伸向更深更远处去了。爷爷，赛麦忽然泪流满面。她向着那蓝天喊，爷爷。阳光经久地照着，赛麦的喊声在山野里那么细弱，孤小，传向远方，像—株草或庄稼苗被风吹过的响声，索索的，很快就被风声淹没了。
＇作者简介＇马金莲，女，回族，1982年生，宁夏西古人。先后在《六盘山》、《黄河文学》、《回族文学》发表《赛麦娘的春天》、《花开的日子》、《掌灯猴》等小说作品十几万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选载。银川市作协理事，《黄河文学》签约作家。
责任编辑 赵兰振
破冰船头的彩虹
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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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本散文选集，封面仿佛夜空般的暗蓝色，中间有蜡烛燃起的橘红色光苗。时隔多年，杨惠根依然记得，最后一篇作品里的动人描述。
传说，在最冷最冷的北极，人们无法进行现场的即时对话，因为说的话只要—出口，哈出的水汽就凝结，话语就被冻住了。所以，大家只好把冻住的冰块带回家，让它们在点起的篝火边融化，然后才能慢慢倾听。由于这种速度缓慢的对话方式，让人们不再陷入争吵和仇恨——他们不能为了—逞口舌之快耐口重彼此的误会，也不会在追求即刻的语言报复中丧失理智，隔了时差的不快容易消融。篝火瓦解着坚硬的冰块，一点一滴地，释放出藏在里面的温暖问候。即便独处于孤寒之中，他们也能分享到彼此那些亲切的低语。
许多年后，那个读书的青年已经成长为从事极地考察的科学家。如今作为中国北极黄河站首席科学家的杨惠根曾经五上北极、两下南极，真正置身于辽阔壮美的极地，他体会到行地无疆以及内心的澄澈通透。
在杨惠根的相册里，保存着一张“超现实”的照片。在极地科考站的房角上方，蔚蓝无限的天穹映衬下，有一抹晶莹剔透的银白——极地低温下一杯泼出的水瞬间冻结飘落，悬空形成仿佛是冰刷写就的巨大笔划——当杨惠根亲身验证着眼前的极地魔法，再次想起，那本曾带给他奇异阅读感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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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宁静的波光，粼粼折射在小桥、木船、泥路和临河老屋的檐脊上，这是中国南方的古老水乡。1965年9月22日，杨惠根出生于江苏省吴县车坊乡瑶盛村，那里靠近周庄、同里，并且景色相仿。
瑶盛村不大，总共只有百户人家。杨家祖上曾是当地富门望族，有很多家产，成片的瓦房与幽长的弄堂相隔。杨家有村里最大的井台，井水甘甜，冬暖夏凉。到了杨惠根的父辈，家境衰落，父母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惠根本来兄弟五人，但两个早夭，只留下三个，惠根是家里的老大。他的童年记忆是琐碎的家务、繁重的农活和与伙伴们的嬉闹打斗。
杨惠根两岁时，大弟弟出生了。父亲是生产队长，一心工作，极少顾家；母亲忙不过来，只好将两岁的他送到外婆家，直到七岁上学，才又回到父母身边。
杨惠根就读的新丰小学就在村里，五个年级挤在仅有的两间教室里上课，这边先上算术，那边后讲语文，自然谈不上“教学质量”。惠根放学后的职责是烧水做饭，照看弟弟，喂猪牧鹅。那时农村烧灶，七岁的他个头还没有灶头高，蹬着凳子才够着往锅里加水。
惠根每天还要照看好家鸡鸭。鸭子白天游得很远，每天傍晚，他都要沿着弯曲的河流满村子跑，按时将鸭群赶回棚。不然，鸭子会下蛋在野外或被黄鼠狼猎捕，有时误人人家院落，遭他人宰杀。鸭子恋水，他常跳进河里拍打水波赶它们上岸。鸡鸭丢失，会挨父母揍骂。
杨惠根稍稍大些后，开始下地干农活儿：有时到草地里放水牛，有时沿着田垄驱赶偷吃稻谷的鸡鸭鹅群。农忙时，也到田里撒肥。那时南方使用绿肥，所谓“绿肥”，是在从河底打捞的淤泥中搅拌进青草后发酵而成的。男人们将河泥一挑挑担到田里，妇女跟孩子则把肥料均匀撒开。男人走到哪儿，他们就要跟到哪儿，从出工到收工，几乎没有喘息。一天下来，惠根能挣3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两毛多。暑假里，父母还要他打猪草，打的青草晒干堆垛，是冬天最好的猪饲料。省下的稻草，到年关卖掉后贴补家用，购买年货，添置新衣。
与城里孩子相比，杨惠根的童年虽然贫苦，但是蓝天绿野，呵护着他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那时的惠根是孩子群里的“军师”，经常带着小伙伴到邻家或生产队的地里偷红薯挖南瓜，回来煮了一起吃。
惠根生性好胜，无论爬树打架都争先。尽管他的个头不大，但打起架来非常勇敢。他勇敢，敢跟比他个子大的孩子们打。在小学，自己成绩不好，经常替班里学习不好的同学“收拾叛徒”，惩罚那些向老师告密的受宠学生。杨惠根顽皮地认为，该把这算做“孩子的正义”。
说起自己的好胜性格，杨惠根十分怀念外公：“外公是家里最宠我的人，他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刚硬汉子。我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身上继承的。有一次，村里来了个卖水果的货郎，我很想吃苹果，外公不给买，任性的我抓起一只张口就啃。外公不但没揍我，反而夸我聪明。”每回打架赢了，外公都高兴得不加掩饰，甚至给他零花钱作为奖励。
“小时候，我不觉得生活苦，养成了健康的性格。后来，我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国外，无论是跟城市人还是外国人打交道，我很少感觉过自卑。”从某种角度说，童年时代好胜的性格和受宠的体验，是他成年后坚定、自信的基础。
由于小学读书不好，杨惠根不仅遭好学生贬损，也受到老师的冷遇。这对争强好胜的孩子讲，无疑是一种心理摧折。与算术相比，他的作文还算不错。这并非由于他学得好，而是因为淘气惹事，经常需要编故事糊弄父母。小学五年级以后，随年龄增长的自尊心促使惠根下了“好好学习”的决心，凭着聪灵的天资和好胜的心性，他很快成为班上的尖子学生。
1979年，村里的初中要撤销，二十几名同学的初二班，只有杨惠根和另外两人考到镇上的车坊中学读初三。这是杨惠根第一次离家住校，第一次脱离繁重的家务劳动，获得了一个相对自由的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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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下到镇上，这是杨惠根向社会跨出的第一道门槛。
杨惠根第一次进城是三岁时因为出疹子住院去的苏州。那年冬天，父亲带着村里的壮劳力去离家很远的太湖边围湖造田，外公和母亲领着高烧的他到苏州求医，除了汽车的颠簸摇晃，没留下多少记忆。上初中后，惠根每年夏天都会拼命打猪草，堆起高高的草垛。为了奖励，冬天父亲会带他上苏州，一起出卖他家省下的稻草和新米。对一个足不出村的孩子来讲，苏州是一个彩色世界。街上汽车开过，他会跟着汽车跑很久，追闻汽车尾气中的“汽油香味”……真的住到镇上，兴奋之余杨惠根同时感到了些许的失望。
在杨惠根看来：从乡下孩子“单练”和镇上孩子“群殴”打架方式的不同，他第一次认识到“城乡结合部的阴暗”，即“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不讲道理的抱团儿”。他解释说：“虽然，我在家时也爱打架，但是乡下孩子打架从来都是‘一对一’，平等较量，输者认输，不。会像镇上孩子那样纠集一帮人来收拾你……这种‘团结’不公平，我对这个现象非常厌恶。”
当然，杨惠根也明白“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知道结帮拉派是“大社会”的特征；可是耿直的他还是喜欢独立的人格，既不善于、也不喜欢与别人称兄道弟，既不习惯、也不容忍看人脸色行事；他喜欢做事一青二白，观点泾渭分明，对盲目的从众与功利的附和有着本能的抵触。可以这么说，“社会复杂性”表现为“人际复杂性”，作为一个社会人，不可能彻底逃避人际的蛛网。现在，尽管杨惠根已成为“社会名人”，但是他在都市生活了多年，始终试图保持自己的相对自闭与独立，始终对所谓的“城市人特质”保持距离。对搞科学的人来说，过分的世俗人际意味着对生命的无益消耗。
到了镇上，不仅生活视野有所改变，内容和方式也是新鲜的。离开村子前，杨惠根几乎没摸过钱；出门在外，随时随地都要跟钱打交道，他不仅有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