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是刀剑相交的丛林。
葬身大海的囫囵尸首暂且不算，一马当先的“锅盖头”肯定被守军剁成肉酱，尾随其后的第二、第三、第四位士兵也被砍得身首异处，七零八落。只有第五、第六人有可能侥幸冲过敌船，以杀人魔王的残破之躯成为战斗英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身临其境，才能理解海军早期“接舷战”时代，“锅盖头”英雄们为什么都像海盗船长，个个残身破体，木头大腿、铁钩子手、缺鼻、少耳、独眼龙……
纳尔逊（Nalson）上将只有一只胳膊、一条腿、一只眼睛……《大英百科全书》称他“奠定英国百年海上霸权”。即使纳尔逊上将如此残破的身躯也不得善终，他在打败拿破仑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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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21）
最勇敢的英雄往往是刀砍斧剁的野兽，其勇敢来自本能的兽性。“锅盖头”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的同时，往往也捎带《苦菜花》里 “八路军马排长”的英雄本色，“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必风流”。贪杯、好色、勇敢……都来自野兽的本能。
接近人性，接近本性，接近兽性，所以海军陆战队也容易在世界各地涉嫌性骚扰，在世界各地性犯罪。性犯罪，是本性的犯罪，自然性使然。
兽性十足的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尔卡纳尔遭遇兽气更足的日本皇军。皇军打仗不像美军，他们把自己看成天造大神的后代，宁肯“一亿玉碎”，集体剖腹，也绝不投降。这在今天看似愚昧，但比我们“文化大革命”先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珍宝岛的解放军还挥着《红宝书》，冲向新沙皇。像于向阳那样“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华玉杰、孙玉国……从珍宝岛到越战，每个英雄都有一个特定形象、一个战斗口号。
那个时代涌现出的很多英雄，由于和世界不接轨，现在大多不提了。可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的物质生活不丰富，但精神世界博大，使我一想起他们来就热泪盈眶。我认为应该建一座先贤祠或者“祖国牢记你们”之类的场所，祭奠他们。在这里应该抛弃一切政治分歧，只要是对中国做过好事的，都予以供奉。
守规矩的民族与不守规矩的民族，实际上只是双方的规矩不同，玩法不同，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游戏规则不同。他们在打红眼以前，还是有区别的，可是一旦打红了眼，就什么也不顾了。所以《战争论》在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之外，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战争是无限制地使用暴力。
美国是崇尚科学技术，并从中获得最大好处的民族。“风语者”是什么人？是什么都能听得懂的人。打仗主要靠技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用侦听手段获知山本的行踪，可是尼米兹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埋伏偷袭，偷袭成功了会不会留下诟病，让后世说美国人不名誉。尼米兹是德国移民，除重视科技还重视法律和信仰。他们请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的法律专家和著名宗教人士开会、研究，认为山本五十六不宣而战，战争罪；杀死平民，反人类罪，所以从法理上找到了依据。为避免更多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派出一群P…38，在南太平洋伏击山本，把他的座机击落。这大概源于英美海洋法系的案例原则—将不名誉的人，用不名誉的手段处死，而且为此后树立了一个案例。
只有具有规则的人才能把事情做大，没有规则的人无法把事情做大。宣战是规则，不宣而战是偷袭。规则不是科学，而是法律。法律规则是个好东西，它有两端，一头连着科学，一头连着神学。法是好东西，科学让法律合理，神学让人敬畏自然。
世界的规则就是尊重时间、尊重空间、尊重人性。科隆大教堂盖了600年，石头建筑，至今巍然屹立；圣彼得大教堂，石头建筑，盖了300年，至今巍然屹立；巴黎圣母院，石头建筑，盖了200年，至今巍然屹立；圣母百花大教堂，石头建筑……人不能投机取巧，不能“鸡贼”。姜文跟我说他最恨“小药治大病”，我也最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小药治大病”的捷径，若有这种想法在北京土话中就叫“鸡贼”。即幻想通过鸡鸣狗盗的不义手段，获得意外利益。大食堂、“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是“鸡贼”。
人类的一切都有规则，花的时间多，就必然有成果；花的时间少，就一文不值。我的意思是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智能之后，运用此技能持续有效劳动的时间越长，创造的物质精神产品就越有价值。花600年盖的科隆大教堂，至少能立600年。盖一个故宫多少年，你知道吗？我看一个资料上说是20年，还是砖木结构。
我特尊敬那样的民族，在下决心造一座教堂的时候，他们知道要花600年才能完成；在奠基的时候，在大多数人忘我劳作的时候，他们明白自己看不到这座建筑物的全貌，却依旧埋头苦干，因为他们是为他们的种群、为他们的民族、为上帝劳作。他们知道他们建造这么宏伟的建筑不是为了扩大居住面积，不是要搞房地产赚钱。他们不会动偷工减料的念头，也不会制定70年使用权的法律……他们相信永恒，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建造地球上的永恒。这样的民族才能造奔驰，才能造宝马，才能造精准的百年灵（Breitling）。他们发明了共产主义，可是他们从不幻想能跑步进入。
新闻时代的旧事（22）
如果不这样，那就是扯淡了。秀水街卖劳力士（Rolex），快来买，5块钱，10块钱。奇了怪了。有人买，有人卖，有人造，却没人抓，没人管……全世界都知道秀水街是最有名的假表市场。
我第一次看到科隆大教堂时，深受震撼，比长城高大、精致，全部是石头建筑……德意志民族的永恒之心如此强大，感天动地。致使它的邻居偏僻小国奥地利的偏僻小城林茨中的小人物希特勒心怀敬畏，发誓要带领自己的奥地利回归德国，使伟大的德意志复兴。
反对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反对大日耳曼复兴的美国人同样心怀敬畏，他们不敢炸科隆大教堂，担心信仰上帝的虔诚飞行员拒绝执行轰炸科隆大教堂的命令。艾森豪威尔要把科隆大教堂当做推进美国自由生活方式的地标，使这座伟大建筑得以保存下来。
我们都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美国人伊斯特伍德把詹姆斯·布莱德利的《父辈的旗帜》拍成了电影，电影中，除了具有美国的看法，还有世界的看法。一个代表美国自由价值观，另一个代表日本的价值观。这样讲述同一个硫磺岛，才具有世界性。“我要说的不是那些战役，而是那些人。这与输赢无关。”
我，有照片为证
兜了那么大圈子，现在又转到我的“语像”上。
我发明语像是很偶然的，是无意中发明的。说偶然又有必然，因为我是一名摄影记者，是新华社摄影记者，所以有机会接近事发现场，代表12亿中国人，作为十二亿分之一进入现场，作壁上观。我有第一手的接触。
比如卡扎菲穿鳄鱼牌运动衫，戴罗登斯德眼镜，住帐篷，喝百事可乐……这是我亲眼所见。我直接接触了，吃了、喝了，才有发言权。有人批评我介绍的情况很表面，你深入，你深入一个我看看。有人说我让萨达姆签名是沽名钓誉，你钓一个我看看。如何分析一个问题是第二位的，对我来说，如何获得第一手材料，才是问题的焦点。
怎么深入？从电视上听说，从互联网上拷贝？这样的拷贝、拼凑、链接……不算直接接触。我承认我很肤浅、浮躁，但我用手中的照相机讲话，我的武器是“摄影”，摄影是用一只“手”加上三只“耳朵”，是摄取典型空间里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典型瞬间。我是历史的亲历者。我，有照片为证。
直接接触是记者应该做的。但是很可悲，“外事无小事”的传统，加上中国教育的弊端让记者无法直接接触，更无法通过直接接触获得第一手资料。技术发达后，电视屏幕使所有工作都具有了表演性。无须做深入研究、案头工作，就能粉墨登场，发表不负责任的浮躁评论，给人民“指点迷津”。
我不可能擅长一切事物，只有涉及我亲自采访的问题，我才能如此自信，“我到，我见，我征服！”比如军事权威说，就你见过的“爱国者”阵地，有多大。我如实说，以我小跑的速度，以我鸭子的步幅，跑了这么长时间，可能就是这么大……
1991年夏，有部队同志找我了解“爱国者”。这是因为，当时国内普遍采用的“爱国者”都是我拍的“新华社传真照片”。海湾战争爆发后，我第一个进入以色列，使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电头向国内外发稿。由于伊拉克每天都用“飞毛腿”导弹袭击特拉维夫，美国用C…130大力神、C…5银河把爱国者反弹道导弹运到特拉维夫，以减低“飞毛腿”对以色列的破坏。我和几个外国记者靠近“爱国者”阵地，进行偷拍，等警察、宪兵赶来时，就朝不同方向逃跑。我当时年轻，跑得飞快。我们一同去的五名记者三名被抓，我和另外一名外国记者漏网。所以，事后我有资格回答“爱国者”问题。我不是间谍，我是最好的记者。我把一卷胶卷裁成几段，每段十张左右，不停地换胶卷。这样即使被抓住，也可能降低损失。当然，现在就简单多了，一个手机就搞定了，可以边拍边发，就是警察抓住也毫无损失，照片早发走了，手机早格式化了。我曾经出现在事发现场，绝不是道听途说。我是历史的亲历者。我，有照片为证。
新闻时代的旧事（23）
但是光有这些直接接触的一线现场照片不一定能形成“语像”，还要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准备。写了若干本畅销书之后，我已经厌倦了写“畅销书”。我对我的编辑说，我一个字都不想写。我的编辑说不行，那不成了“无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