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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挑动风潮的幕后人物，蒋介石最初认为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等人，其《上星期反省录》云：“反动派鼓动昆明各大学学生*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张君劢领衔提出《请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严厉批评孔祥熙所主管的行政院效率低下，要求更张人事。自此，张君劢即成为*宪政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昆明“倒孔”*发生，蒋介石怀疑张君劢在其中的作用，甚至怀疑张君劢有敌伪、日寇，纳粹德国的背景。蒋介石：《致龙云电》，《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0页。其间，蒋介石曾考虑过动用“权力”，为此思考过三天，但认为尚非其时，决定通过张嘉璈与张君劢的兄弟关系对张进行劝说：“勿再作无聊举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3日。当张君劢否认自己是昆明*的主使人时，蒋介石又怀疑张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国社党成员罗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记云：“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这段日记表明，只要时机合适，蒋介石是准备动用“权力”对付其他“异己”党派的。不久，蒋介石下令封闭张君劢在云南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利用张君劢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中。参见杨永乾：《张君劢传》，〔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事后，蒋介石派康泽到昆明调查，证明*和国社党无关。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当时的*云南省工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也没有在背后领导这次运动。参阅李群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和在党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运动》，《云南文史资料》第30辑，第9页；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5－378页。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7）
昆明*和孔祥熙以“飞机运洋狗”的不实报道有关，但抗战期间孔祥熙确有种种劣迹，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反对。连军统骨干唐纵都认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反映出当时社会公众对孔祥熙和国民党官僚阶层的普遍不满。这一点，蒋介石有认识。他在日记和《反省录》中写道：骄矜自满而不自知者是为政治者之大忌。不能齐家，何能治国，人皆由于自侮也，可不戒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0日。
戚属恃势凌人，骄矜自大，不知公私，不明地位，亦时令人愤闷。《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
滇黔各校反对庸之夫妇之运动已酝酿普遍之风潮，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然而平时之不加自检，骄矜无忌，亦为之主因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1日。这些地方，说明蒋介石不是没有看到孔祥熙家族，特别是孔祥熙本人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对孔祥熙和行政院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怪罪于“国人”，特别是学生。日记云：“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9日。其实，昆明*虽有幼稚、轻率的一面，但更多地反映出的是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和嫉恶如仇的积极一面。蒋介石完全看不到这后一面，他就站到爱国学生的对立面去了。
当时，西南联大既有国民党，也有三青团的基层组织。风潮中，蒋介石感到这些组织都未能发挥作用，深感“无人已甚”之苦。*中，部分三青团员成为“倒孔”积极分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为了掌握“领导权”，也有意识地鼓励三青团员参加。关于此点，当时人回忆说：“*回来，同学们又讨论成立组织继续搞下去，但跳上台最卖劲的是几个三青团员，一些进步同学看到这情况，便纷纷退出，这个‘讨孔’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6页。国民党省党部的这一招虽有效，但蒋介石却极为恼火。1月24日日记云：“本周最使人忧愤者仍为西南联大所鼓动之*，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主使而昏昧不悟，事事几乎非余亲自设计与拟稿不可，实足为本党前途忧也。”25日日记云：“青年团干部幼稚昏昧，是皆余不能善教之道，愤激悲伤何为耶！”26日上午，蒋介石觉得三青团干部“投机、官僚”，为此大发雷霆。下午，痛斥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投机无智”。所谓“投机”，指的就是部分三青团员投入*。据张治中回忆：他当时曾草拟了一份改进和加强三青团的工作意见书，呈交蒋介石：这时候，正好昆明发生“倒孔”运动，有人报告蒋，说这是青年团发动的。蒋非常气愤，只在我的意见上打了许多圈、点、杠和问号，不加批复，但另写一张手条，大发脾气，指责青年团干的是反革命的工作。《张治中*》（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昆明*发端于不实报道，纯粹自发，一哄而起，自然有缺点，有不足，但本质上仍然是爱国运动和反贪腐运动。对有缺点、有不足的*，只能引导、教育，而不应敌视、*。蒋介石这里指斥联大的三青团员参加“倒孔”是“反革命的工作”，其矛头所指当然是整个的昆明*。其1月23日日记云：“对各大学*恶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与教授应彻底整顿。”这就为国民党日后**预埋了伏笔。1月25日，他认为“事实真相，早已大白”，但有些城市还在因此发生*，怀疑背后有“汉奸、反动派”挑动，因此通令各省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等，“制止学生之越轨行动”，“切实戒备，洞瞩其内幕，严防其煽动”。《事略稿本》，“国史馆”，002－060－100160－025。以1942年年初的昆明*为标志，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学校工作逐渐向以防共、*为主转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8）
昆明*反对孔祥熙个人，并不反对正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这本来是一个敦促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革的警讯，但是，蒋介石却主要视之为敌对势力挑动，对内政危机漠然不觉。他处理郭泰祺虽然坚决、明快，但处理孔祥熙却长期优柔寡断。1月26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级主管官员训话，大讲其“于安定中求改正”，“于宽大中求核实”，不得互相讥刺、攻讦，不得旁观冷视，不得造谣生事，不准姑息腐朽，不得以中立态度自居，以及“成败荣辱皆不能分离”等道理，然而，并无改革内政的任何实质性措施。《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6日。27日，重庆报载，“孔副院长病愈视事”，这使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仍抱有希望的人大失所望。自此，国民党的腐朽程度日益加深，逐渐步入膏肓。
附记
本文写出初稿后，承闻黎明教授赐示重要资料，得以修订完善，谨此致谢。
又：关于“洋狗飞渝”事件的再考证
我在《“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文中论证：1941年，自香港抵达重庆的飞机上所载洋狗非孔家所有，而是美国驾驶员所带。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后，报社转给我一封读者来信，对拙文考证提出质疑，认为以国民党的*和孔二小姐的跋扈，洋狗应仍为孔家所有，当年《大公报》的抨击“合情合理”。云云。
说老实话，我感谢这位读者来信，但并不以为然，其原因在于，拙文所列三证中，宋庆龄致宋子文函是铁证。当年，宋庆龄与宋蔼龄、孔令仪等人同机自港抵渝，她于事后写给弟弟的函件中批评《大公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是一种“言语中伤”，应该可信。因为宋庆龄是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刚直女性。如果洋狗确为孔家所有，她不会有意为孔家，也为国民党“遮丑”。而且该函是私函，只是与弟弟叙述家常，生前从未发表，自然不会有任何宣传或政治目的。有这封信作证就足够了。
拙文所列第二件证据是当年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的调查声明。这一证据有可能被认为权威性不够，因为官官相护，它很可能包含着为孔家，也为国民党“遮丑”的政治目的。这就需要严谨地考察该调查声明的出笼经过。好在《张嘉璈日记》就藏在胡佛档案馆，而我又正在胡佛研究院访问，还是调出来查查吧！这一查，有关事实就更清楚了。
张嘉璈民国31年12月10日日记云：晨起，知昨晚开港三机均返。一为孔夫人、孙夫人等一机，余二机为中航同事及孔夫人介绍一部份人，又泛美公司及美机师等数人。多人往机场接眷，均未接到，均迁怒于美人携狗。蒋先生来电话责问，即往中航公司查询，并规定今日起，不许运公司职员，正在规定办法。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时有被日军攻占的危险，在重庆的许多人“往机场接眷”，然而亲人不见，见到的却是几条肥硕的“洋狗”，自然，接机者非常愤怒，“均迁怒于美人携狗”。事情很快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来电责问，张嘉璈亲赴中央航空公司调查。
又，12月29日日记云：下午，蒋先生以《大公报》攻击孔夫人飞机带箱箧、老妈、洋狗事曾询问孔夫人，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