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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甜”的事儿一般人肯定是够不着的，摊上那“特酸”或“特辣”的事儿也还能凑合撑着，最怕的就是“特咸（嫌）”。每次二饼挨完了批斗以后，就唉声叹气、嘀嘀咕咕：“唉！特嫌呀特嫌！还不如他妈直接给我打成特务呢！抓起来也好，枪毙了也罢，它好歹是一锤子买卖。现在你们给我来了个‘小孩儿花钱——零揪儿’。”
二饼被看管起来了，除了参加大小批斗会之外，还每天都要在我们这条胡同里扫街。到了钟点，他先得到各家各户给人家扫“门道”，这事发生在建平死后的第二年，所以一看见二饼我就想起了他侄子建平。因此，凡是二饼敲我们家的门要给我们扫门道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喊：“扫过啦！”二饼也大声说：“得嘞，明儿个你们可得留着让我扫！”然后朝我憨憨地微笑。在他身后的不远处，溜达着一位提着条“武装带”的红卫兵。
我说过的，在我们这条胡同里，也有一些坏小子，我挺相信有这么一句老话儿，叫“胎里坏”。这伙人偏偏要在太阳落山以后的黄昏时分，把二饼叫出来，逼着他给他们扫门道。这时候胡同里的路灯尚未点亮，那门道里便是漆黑一片，二饼被人驱赶着，手里拿着个破扫帚疙瘩，一下一下地在地上划拉，为了能看清楚点儿，他的脸都快贴着地了。有人在他刚扫干净的地上又扔了个烟头，就骂道：“嘿——嘿！你他妈糊弄事儿是不是？”照例就又有个红卫兵走过来了，二饼赶紧嗫嚅地说：“您瞧，我怎么就没看见呢，我给您再扫一遍。”然后就又扫了一遍，末了，还得用手把那烟头捡起来。
我看着二饼那虾米似的身材，在影影绰绰的灯影里前后晃动，心里边好不是滋味，他那嗫嚅的声音和笨拙的身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晚上回来一闭上眼睛就是“这出儿”，于是就又想起了建平，就不住地要哭，就怎么着也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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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愧疚
“二饼事件”把这条胡同里的人吓坏了，我父亲出来进去表面上平静，但内心里却翻江倒海，战战兢兢，生怕哪天二饼会突然站出来“揭发”他点什么，譬如我们家那西厢房里“曾经的秘密”。
于是，凡是能表现自己是“革命左派”的地方他全都“表现”出来了，比如带大号的主席像章、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连排队买烟的时候都掏出“红宝书”，一个劲儿的如饥似渴，对二饼其人更是“退避三舍”……
接下来有那么几天，我爸就眉头紧皱，跟我妈嘀嘀咕咕。那结论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别等着让二饼给咱们家揭发个底儿掉，赶紧“表态”吧！于是，他就笔走龙蛇地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概意思是“陈××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彻底交代自己的‘特务’罪行”。
那大字报写好之后，就贴在了我们家门口的墙上，为了能粘得尽量牢固些，我爸还用了一斤“富强粉”熬糨糊，因此这大字报就跟膏药似的，真在墙上挂了好几天。
后来，二饼被红卫兵押着，来到我们家的门前看大字报，他始终是沉默不语。我爸则跟作贼似的，从街门塞报纸、信件的“邮孔”向外边偷窥，那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想来个中滋味恐怕很是不好受！
再后来，就是这对“肺痨”各自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北京一家不起眼儿的医院里竟不期而遇。记不清我爸是第几次因为“吐血”住院，而二饼则已经是肺癌晚期，以医院为“家”了。我爸当时肯定是想“躲”来着，但却躲不过去，两位面色跟纸一样惨白的“难兄难弟”，终于坐到了一起。
二饼自始至终只字没提当年我爸的那张大字报的事儿，倒是饶有兴致地没完没了地追问我们家西厢房里那些鼻烟壶的下落。苍凉憔悴的脸上，依旧浮现着“灿烂”的笑容。
几天以后，二饼在这家医院里孤独地咽气了。
那天我爸被我搀扶着，大口地咳着鲜血，踉跄地来到二饼的病房，为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喃喃自语：“好人……好人……”然后就哭了，大滴大滴地掉眼泪。回到自己的病床上，我爸极度虚弱并抑郁地对我说：“老陈的今日，就是我的明天……”
果不其然，仅一年多一点儿的光景，我爸便步二饼的后尘而去了，走的时候那遗容和二饼出奇的相似。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天国”里，父亲一定会对自己的这位“特嫌”朋友解释，解释当年为什么会写出了那张昧良心的大字报，并且一定会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向他做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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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的耳朵
1968年底，我母亲去了“五七干校”，这一年我刚刚十岁，怎么能不想妈呢？想妈实在是想的急了，就“投奔”了姥姥家。
我姥姥是最疼我的，瞅着我这个缺温少暖的小瘦干儿狼，老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了，然后说：“今儿个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咱们烙韭菜合子，敞开儿吃，管够！”
韭菜合子烙好了以后，先得给我姥爷端过去一盘，我姥爷这时候已经快八十岁了，是耳聋眼瞎的，整天坐在一张被改造过的破太师椅上，没事儿就打盹儿玩。
姥姥家住的是个大杂院里的头一家儿，街坊四邻们出来进去的没事都爱跟我姥爷逗闷子，知道他耳聋就故意大声冲他喊：“刘大爷，吃了吗您哪？”我姥爷就回答：“啊？几点啦？快八点了吧！”大伙哈哈一乐说：“这老爷子，真行！活脱的是一个真龙（聋）天子。”
您说他聋吧，可那耳朵有的时候却出奇地好使，抽不冷的就能吓您一大跳。这边我姥姥正在烙韭菜合子，那边就听见姥爷在屋里也不知道跟谁翻扯呢，他扯着嗓门儿反复嚷嚷：“得了呗，就您对！就您成！就您圣明行了吧！”
屋门和窗户都是大敞扬开的，没看见有人过去和他说话呀，是谁招惹了他啦？
我和我姥姥赶紧跑过去一看——祖宗哎，可是要了命喽！只见这老爷子闭着个三角儿眼，晃着个脑袋，正跟话匣子里广播的“最高指示”叫板呢！我姥姥急忙把一块韭菜合子塞进了他的嘴里，指着后窗户跺着脚说：“这个作死的鬼哟，馅饼都堵不住您的嘴，你还怕人家听不见呀？”
我姥爷就说：“啊？你说什么？大点声儿！你问我这是什么馅儿的呀，这不是韭菜馅儿的吗？”
嗨，老爷子这会儿就又聋了，就又开始跟您瞎打岔儿啦。
1971年我姥爷过世了，享年八十岁。这位当年“宝昌隆”玉器行的老掌柜的，屁吗儿也没能给后人留下来，倒是在我的记忆当中，留下了这么个让人一惊一乍，想起来就啼笑皆非的故事。
我没入上红小兵
在我们家的老相册里，有一张非常“激进”的照片，上边还有我爸的题词：“文化大革命中三小将”。
照片上是我们姐弟三人，排在一起手捧“红宝书”，我的臂上别着红小兵那菱形的臂章。但是这照片我爸只能给“外人”看，从来不敢亮给熟人，因为我这个红小兵呀——是他妈冒牌儿的。
在小学的后三四年里，为这事我爸没少拿话损我，他不明白，这个别人家孩子差不多都能当上的红小兵，对他的儿子来说怎么就这么“难”？每次他把这张仨孩子的合影给人看的时候，总要抬眼扫我一下，那目光就跟“照妖镜”似的，让我不敢正视，浑身上下的不自在。
这里边有两个“天大”的秘密，是永远都不能让我爸知道的，否则他老人家不是气吐了血，就是得把我给废了。唉！这事儿叫“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
本来，凭我的“机灵劲儿”，头几批的红小兵就应该是“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儿攥”，没跑儿！但却总改不了那个爱出幺蛾子的坏毛病，而且还总在“政治”上出问题。
您比方说吧，我们小学的课本里，有一段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进匪巢”时的台词，作为课文要分角色进行朗读。好不容易我争了个“英雄形象”，看语文老师不在场就大胆地篡改，好为大伙提供笑料，当时这种行为叫做“显圣儿”。
那台词原本是这样的：
座山雕：“脸红什么？”
杨子荣：“精神焕发！”
座山雕：“怎么又黄了？”
杨子荣：“防冷——涂——的——蜡！”
我狗胆包天地将其篡改成：
“脸红什么？”
“屎憋的！”
“怎么又黄了？”
“拉出去啦！”
全班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拍桌子敲板凳。那个演座山雕的学生就跳上课桌喊：“不好啦，###拉屎咧！”全班又是一阵狂笑，但是没想到语文老师忽然慢慢儿地从最后一排的某个位子上站了起来，全场立时肃静。
语文老师说：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忒不像话啦！于是我们两个耷拉着脑袋，就跟“匪兵甲”、“匪兵乙”似的，被语文老师给带走了。
日后在红小兵的发展会上有人就说了，白明那样的表现还想入红小兵呢？入个屁呀！
其实另一回的问题才是真正的“严重”，很多年以后想起来仍让我旧汗流浃背，呼吸困难。
记得我们班上有位男同学，“文革”的时候不是时兴改名字吗，他的名字就被改叫个什么“向党”来着。这主儿的爸爸是个“文革”前的“八级木工”，这会儿既是“领导阶级”，又是富裕家庭，他爸有辆二八的“红旗牌”（即过去的“飞鸽牌”）自行车，他可以随便骑。于是这丫天天的拿这辆破车在我们的面前臭显摆，“噶吱——噶吱”地掏着裆骑，专爱在女生面前抖机灵。
有一回我实在是看着眼馋了，就“央告”他能不能让我也骑一圈，嗬，你瞅丫那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