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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梅魁：当时非常担心。那是1945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我们家，说他是王震将军派来的。他跟我母亲和婶婶说要她们到盐阜去，说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时期，我妈妈跟婶婶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我妈妈决定，不信也得信，她们两个决定豁出去了。她们两个就跟那个人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是明天不回来，你就带着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妈妈和婶婶高兴地回来了，告诉我们，她们见到了王震将军，还说要我和起超、爱兰（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块儿去。
那时我正生病打着摆子，妈妈从王震将军那里给我拿来了药，吃了以后我就好了。后来我们去见了王震将军，他问我，你能走动吗？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不会骑，但我能走。他考虑了一会儿，跟我和爱兰说，你们女孩子，还是暂时不去为好，以后再说吧。那次我们俩就没走，彭起超跟着王震将军走了。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记者：伤心之下您就给彭老总写了一封信，后来你们就被接到武汉上学，是吗？
彭梅魁：对，后来我给伯伯写了一封信，说，我叫梅魁，是彭京华的女儿，我多大了，我想上学。后来武汉市市长吴德峰派市委的人把我们接到武汉，我们兄弟姐妹一共5个人就在武汉上了学。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3）
1950年1月1日，一列由湖北发出的火车带着彭家的4个孩子开往北京，伯伯彭德怀把他们接到北京，并把他们送进学校学习。
1950年6月的北京饭店，在彭梅魁的记忆中永远那么美好，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被家乡的亲人念叨了无数次的伯父彭德怀。
记者：彭老总长年在外南征北战，你们一直住在乡下，后来又到了后方上学生活，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是在什么时候？
彭梅魁：我第一次见伯伯是1950年6月。因为后来我们被接到北京，我们一共有6个人。那天我们到了北京饭店，伯伯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时我们都不说话，伯伯就问，你们是怎么上来的？那时候坐的是电梯，但我不知道，就说，一摁就上来了，他就告诉我们那是电梯。
记者：彭老总很早就从家里出来干革命，经历了数不清的战斗，毛主席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时，对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帅有没有害怕？
彭梅魁：当时的心情也不是害怕，就是很想见伯伯，我们父亲没有了，母亲也得了病，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但是见面后还是很紧张。我们几个孩子，见了伯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大家要哭也哭不出来。后来伯伯就拿着糖、果子让我们吃，一边给我们分吃的，一边拍拍我的脑袋，问：“你叫梅魁吧？”我说是，但是心里想他怎么能认出我来啊。回忆起原来是我给他写过一封信，那里面介绍了我叫什么，还说我想上学。后来他就一个一个地辨认我们。
记者：第一次见面，你们一起待了多长时间？是不是觉得和亲人在一起团聚因难得而觉得时光短暂？
彭梅魁：我们都没有了父亲，见到伯伯，伯伯又对我们这么好，都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不想回学校，那天晚上我们都没回去。伯伯说你们就住在这儿吧，我们想就这么间屋子，往哪儿住啊。伯伯说，我们搭地铺睡，把被子什么的都铺在地上。伯伯要跟我们一起睡地铺，我说您岁数这么大了，明天还要上班，还是上床去睡吧。我们睡在这儿陪您就行了。伯伯说今天大团圆，一律平等。他还说我现在睡在这儿就不错了，战争年代哪有这样的地方睡啊。我们几个都睡下了，伯伯没睡，挨个儿给我们盖被子。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记者：不久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彭老总奉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你们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再见面？
彭梅魁：是很长时间没再见面，因为伯伯去了朝鲜。再到后来大概又叫过我两三次吧，要我去见他，我想我一个人去不好，就去找了彭爱莲、彭秀兰、彭康跟我去了。去了以后伯伯问我们有什么难处啊，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啊。还嘱咐我们，你们要是没有特别大的困难，就不要去找别人。要是真有困难克服不了的话，就去找帅妈妈，就是中组部帅孟奇。但是我们姐妹从来都没有找过她，我们这些人都是很能吃苦的。
记者：您在北京上完了中学之后又上了北京医士学校，后来参加工作。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因为与彭老总的关系而受到别人的照顾啊？您跟彭老总的这种关系外人知道吗？
彭梅魁：我是被分配的，自己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学校里当然是知道的，但我们在学校从来不说这些事。1956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在厂子三年，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后来我穿了一双皮鞋，那是我伯母浦安修送给我的，同事们就问我这鞋是谁给的？我就说我捡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4）
后来，是在1959年9月吧，我听我们厂子的党委副书记传达庐山会议的文件以后，我才说出了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在此之前大家不知道我跟彭德怀有亲戚关系。
割舍不掉的亲情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一下子成了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他从中南海搬进了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他继续探询着久思而不得其解的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问题的答案。彭德怀亲自开荒种地，执著地用实践检验着自己的观点。
虽然彭梅魁百分之百地相信党，和伯伯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但是在生活上，她一直照顾着孤单的伯伯。
记者：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并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在彭老总一下子被打成“罪人”的时候，您却主动向单位说出了您和他的关系。当时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有没有考虑过您这样做的后果？
彭梅魁：我是党员，党支部向党员干部传达庐山会议文件内容，说彭德怀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我听了很难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们说的话我句句都信了，这是党的话啊，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回来以后一夜没睡觉，我老伴不是党员，这是党内的秘密，我没跟老伴说。我相信党的话，但是自己有一个疑问：伯伯对我们这么好，伯伯工作了这么多年，平江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认为我只能从政治上跟他划清界限，我不能现在就不管他了，这样做我就缺了人性。
第二天我就去找我们党委书记，跟书记说我是彭德怀的亲侄女。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起我和伯伯彭德怀的关系。然后我就问，伯伯没儿没女，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关心得非常周到，我今后还能不能去看他？书记很爽快地说，你能去看，他不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当时就放心了。
记者：您后来去看彭老总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好吗？他有没有向您说起他当时的状况？
彭梅魁：9月我到中南海看伯伯。平常伯伯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这次他在屋里的沙发上坐着。我一进去就喊伯伯，但声音好像有点噎住了。也许他听见了，也许没听见，他也没喊我，也不和我说什么。我就到那儿自个儿坐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也没流眼泪。我就用牙齿咬着嘴唇，在那儿待着。
伯伯就说，梅魁，我名誉不好，你也知道了，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进步。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我握着伯伯的手，说我走了，伯伯跟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到我这儿来啦，我很快就要搬家了，要搬到清华大学和颐和园那一带。就这样，我走了，一句话也没跟伯伯说。
这个时候，尽管彭德怀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亲情、温暖和欢乐，但是为了不使孩子们心灵蒙上一丝阴影，彭德怀内心怀着无法诉说的苦楚，选择了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表达他对后代的爱心。
记者：彭老总搬出中南海后，为了不连累你们，他没有把新的住址告诉你们，那您后来是怎么找到彭老总的新住处的？
彭梅魁：那年的10月1号北京为庆祝国庆节举办*，厂里没通知我去参加。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去中南海看我伯伯。到了中南海，警卫员不让我进，说彭德怀搬走了。我就打听到颐和园、清华大学怎么走。有人告诉我说坐31路车。上了31路车，我看见有一块儿地方有学校，是钢铁学院，就下车了。下车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就问警察，警察说不知道。我就又上了31路车，走到有警察的地方我又下车，再问，一共下来有三四次吧。后来到了清华大学，我就下车走，走到有警察的地方就问，后来走到101中学附近，看到一个警察就问他，知道彭德怀住在哪儿吗？他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的侄女，还把工作证掏出来给他看。他看完了以后，打量了我一下，说，你从这儿往西走，走几步，有一条小马路，往南拐，拐到尽头有一堵墙，再沿着墙向西走，有一个冲北的大门，那就是。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5）
记者：您千辛万苦找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彭老总当时住的吴家花园吧？
彭梅魁：对。我是早上5点走的，找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不过问到住址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刚刚还觉得渴得不得了，难受得不得了，这时候反而好了。
记者：彭老总之所以没告诉你们他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