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常独自躺在教室外面的草坪上，仰望长空，长空中的乌云在翻滚，像一群狂怒的野马在急驰，而在他心中，狂飙突起了，家乡的势利的眼睛，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神州大地上沉重的暗夜，两个恶魔对祖国领土旅顺港口疯狂的争夺，东京街头中国的留学生被讥笑为“半边和尚”，还有“你改悔吧’的匿名信，以至今天的这种麻木与喝彩，都化为一把把利刃在割着他。在这思绪万千的忧虑中，这无形的利刃，终于把他“医学救国’的信念割断了。他突然仿佛从梦中醒来，以从未有过的清醒意识到：没有什么病痛比精神麻木更加可怕的了。一个人无论体格如何强健，假如精神麻木、没有灵魂，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种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民族、于人类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一个新的明确的信念在鲁迅的心中诞生了：对于麻木的祖国，紧要的不是用医学医治同胞的肉体，而是要设法医治同胞的灵魂。只有精神，才能让沉睡的祖国惊醒起来，以新的姿态展开新的生活。
鲁迅到日本之后，日甚一日的祖国危亡的形势使他无法安静地呆在解剖室里了。时代的必然的大潮流，通过幻灯画片这一偶然的契机，把他推上了思想革命的战场，使他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他选择了文学艺术作为自己的武器，他这时认为唯有文学艺术才是医治国人灵魂的最好药方。
鲁迅在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后，便去向他所热爱的藤野先生告别，藤野先生听了之后，脸上的表情有点悲哀，似乎想说什么话，但终于没有说。他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鲁迅，后面题着“惜别”二字。就这样，鲁迅带着爱，也带着悲愤，在那一学年尚未结束时，就离开了仙台，到东京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此时，正是1906年的春天。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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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1）
鲁迅从仙台到东京不久，夏季已经来临。
到东京之后，他把学籍放在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仍然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领取清朝的官费。他对德文原来有一些基础，现在进一步学习，想以此作为钥匙，去打开西方文学之窗。这时在鲁迅的心中充满着拯救民族的纯真热望。然而，对于鲁迅的这种崇高的抉择，在东京的友人们却不能理解，反映很冷淡。那时，在一般青年留学生的心目中，只有理工或政治，才是救国和自救的药方，而空洞的文学对于自己和民族似乎都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很奇怪，为什么聪慧过人的鲁迅，竟要把人生抛进文学的深渊呢？
当鲁迅正在思考着如何开始这新的选择后的第一步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母亲从家乡接连不断地来信，催他回去结婚，有时一天竟有两封信来催促，弄得鲁迅焦躁不安。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他既没有顺从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反抗的思想准备。1906年，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父母主宰婚姻的时代，哪怕是最慈爱的父母，也不愿意放弃裁决儿女婚姻命运的权力。这个几千年来的习惯力量，是强大的，它在继续地制造着许许多多青年男女的悲剧。鲁迅身在异国，似乎比较容易逃避家庭安排的命运，然而他热爱自己的母亲，同情母亲的寡居生涯，理解母亲的内心的寂寞。他不愿意刺伤母亲的心，于是，他妥协了，回国了。
周老太太所以如此匆忙地决断鲁迅的婚事，是因为她听到一个谣言，说是在日本留学的一位同乡，看到鲁迅和一个日本女人结了婚，而且看见他们领着孩子在神田街头上散步。周老太太听到这种谣言是不能不慌乱的，那时确有一些日本女子嫁给中国留学生。当时的留学生有不少是出身富裕的，其中很多人甚至还雇着佣人。就经济状况说，日本的学生毕竟赶不上留学生。那时，在日本的《万朝报》上曾刊登过神保町的漂亮姑娘嫁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而且，这样一结合，留学的人也留在遥远的日本了。一种恐惧情绪控制了周老太太：如果这消息竟是真的，那可怎么办呢？鲁迅是她的长子，日后家庭的重担是要靠他来担当的呀！
周老太太选择的新娘，名叫朱安。平常家里的人都亲切地叫她“阿安”、“安姑”。她是一个富裕之家的女儿。家就在绍兴城内的丁家衖，是鲁迅叔祖母玉田夫人兰太太的同族。这门婚事也正是玉田夫人的大儿媳妇，即周伯的妻子谦少奶奶的提议。这位年轻的少奶奶，出身于绍兴赵氏大族，长得漂亮，而且能干，很有《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之风。她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个院落里，两家只有一墙之隔，可以隔墙呼话。每天一早起来，谦少奶奶就会亲热地给老太太问安，使周老太太和她有朝夕相处的亲切之感，在丈夫去世、儿子远离的凄冷岁月中，周老太太很喜欢和这个善于言词的晚辈媳妇闲谈。谦少奶奶出于对老人的关怀，便介绍了婆婆的内侄孙女阿安来给周老太太当大儿媳妇，让老人有个贴身的陪伴，周老太太欣然同意，而且和朱家订了婚约。
鲁迅当时远涉滔滔的大海去异国深造，怀着伟大的生活目的，追求知识，追求光明，个人的事，想得很少，结婚的事；更是从未想过。对于做媒的周玉田老人一家，他是熟悉的，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至于说到朱安，鲁迅恐怕并没见过。到了鲁迅去南京求学后的1899年5月14日，周家曾撑着两条船去夹溏看戏，当时男女分开，各坐在—条船上。在女子坐的那一条船上，除了鲁迅的母亲、玉田夫人和媳妇谦少奶奶外，还有一个就是朱安。也许那时母亲就为儿子看中了朱安，但鲁迅不知道。而母亲所安排的这种命运来得这么突然，他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深思熟虑，只有一个单纯而幼稚的愿望：不能违抗母亲的命令，不能让母亲难过。他想： txt小说上传分享
初婚（2）
“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
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接受母亲给予他的“礼物”。人是复杂的，一个很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时也可以表现得很简单和草率。他此时在这个人生的重要课题面前，竟一切都迁就了慈爱的、然而因袭封建传统做法的母亲。他的结婚，与其说是对朱安的爱，不如说是对母亲的顺从。
这位非常热爱自己的母亲的留学生，默然地服从着母亲的一切安排，按照旧式婚姻仪式完了婚。婚姻仪式后，鲁迅被他本家兄弟周冠五和新台门子传太太的儿子周明山二人扶着上楼入新房。他始终沉默着，扶他的时候，他不推辞，也没有一句话，在别人导演的这场似忧似乐的悲喜剧中，机械地充当着无言的主角。 眼前的一切，仿佛是现实，又仿佛是梦。出现在鲁迅的面前的新娘，是一位生着一副黝黑狭长的脸孔、矮小的身材、裹得尖尖的小脚、给人以发育不全的病态感觉的少女。伤心、懊悔、失望，不知所措，掺杂着悲凉的同情，一时纷至沓来，齐集心头。鲁迅脸色阴郁地沉默着。
这一切，正如他以后曾经产生强烈共鸣的一位少年的诗中所写的：……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很快地感到现实强加给他的无爱情的婚姻的痛苦。因此婚后没几天，他就匆匆地返回东京去了——他对母亲表示了一种微弱的反抗。
真挚地疼爱鲁迅的母亲，没有想到，她的一片好意竟造成了儿子痛苦的精神重担。但是鲁迅清醒地知道：朱安也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对此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鲁迅对友人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的礼物，我只好供养她。”于是，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只好同朱安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欢乐，也没有争吵……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除了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绍兴教书之外，其他时间终年在外地，直到1919年，他们一直是南北分居。抽掉爱情的灵魂，婚姻只剩下一个空壳。在这种难堪的空壳中沉默着，即使在*任佥事过着那种死寂得令人窒息的生活的时候，他也没有对朱安发过什么怨言和牢骚，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唯一一次提到朱安的日记中流露过一点不满： “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 颇谬。”那时，他的心境实在太坏了。
1919年，鲁迅三十九岁了。他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一所房子，才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到北京后他们各住一间房子，两人之间依然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关系。那时鲁迅除在*任佥事外，还担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一年四季，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淡淡地“噢”一声，到了吃饭时间，又是一声招呼和一声轻轻的应诺；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来到鲁迅房前关照一下：“门关不关？”鲁迅也照例是一声淡淡的回答。
鲁迅很尊重朱安的人格，他平等地对待这个善良但无法使他产生爱情的女子。每天他总是和朱安与周老太太一起进餐，座位也是固定的。在阜成门内西四三条二十一号居住时，吃饭时，鲁迅总是坐在靠“老虎尾巴”的一方，老太太坐在靠旁门的一方，而朱安则坐在周老太太的对面。但是谁能理解这四合院里两个中年人的心灵的距离呢？
初婚（3）
鲁迅实际上是过着简朴的独身生活，在严冬季节甚至还穿着单裤。有一次他对孙伏园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不愿意换厚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