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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历史》是鲁迅关于生物进化论的介绍性文章。鲁迅自从在陆师学堂接触了《天演论》以来，一直感到生物进化论对于变革中的祖国是很需要的，因此，他希望让祖国人民多了解这一生物学的真理。于是，此次他便介绍了德国坚定的科学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及其一元论的生物重演律学说。
海克尔在1899年出版的《宇宙之迷》一书，总结了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等，建立了种系发生学。这一新的学说证明：人类个体胚胎的发育过程反映了物种的发展过程，个体发育过程就是种系发展过程的精简和缩短的重演。因此，人类个体胚胎发育的各个阶段，再现了生物进化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即再现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鲁迅通过对这一学说的介绍，着重说明人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无生物”到“有生物”的不断演变过程，人是从没有生命的无机物逐步进化、最后从猿猴类变来的，而不是神创造的，海克尔这种学说给宗教黑暗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引起了反动神学家的极度仇恨，列宁曾说：“攻击海克尔的神学家真是不可胜数。御用的哲学教授们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海克尔”，他以兴奋的心情赞扬这个敢于向上帝挑战的科学家说：“看一看这些干枯在僵死的经院哲学上的木乃伊怎样被海克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这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为了祖国的《新生》（3）
鲁迅以一个“精神界之战士”的敏锐感，发现了海克尔学说的意义；于是，他选定这种学说加以张扬。那时，海克尔的《宇宙之迷》已有日译本，鲁迅便复述了书中的一些内容，他介绍这些内容，其锋芒所向是很清楚的，文章一开头就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抱残守阙之辈，闻新声而疾走”的情况，鲁迅渴望科学的强大力量，人类进化的法则，能战胜这些陈腐的，阻碍祖国新生的力量。
1908年，鲁迅先后又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论文，在这些长篇论文中，鲁迅的精神救国的思想表现得更明朗，更强烈了。
他的这三篇论文，反对寻找救国道路时走“唯物极端”的道路，否定走纯物质、纯科学技术救国的道路，而坚决主张走精神解放的道路，个性解放的道路。
发表于1908年6月的《科学史教篇》，说明了在中国社会改革的根本关系中，物质性的科学技术与精神性的社会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等，何者更为重要，何者才是拯救民族的当务之急。他用科学发展史实的丰富资料，说明科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他又提出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即科学技术既是人类社会前进的一种推动力，那么，科学技术本身的推动力又是来自哪里呢？这确实是当时主张科学救国的人很少想到的，而鲁迅通过对科学史的钻研，却发现了科学的发展往往要靠一种“超科学’的力量，即精神的力量，包括道德、理想、爱国精神等等。也就是说，人的精神、理想等，才是科学发展的推动力。他说：“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科学发现，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日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此时，鲁迅把超科学之力，即“理想”、“圣觉”的力量，不仅看作是科学前进的推动力，同时看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推动力。这种把精神因素当作社会前进终极力量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使他引伸出的结论，便是要救中国，不能“以科学为先务”，而应当以“超科学”的精神为先务。
从这种基本见解出发，鲁迅把他开始热烈追求的能够激发人们精神的文学艺术的地位提高了。在《科学史教篇》的结尾，鲁迅告诫人们，科学固然是神圣的，但是社会决不可以走只是崇尚科学知识的极端，一旦走上这种极端，人类美好高尚的情感和明晰敏锐的思想将会消失，社会将走入寂寞，科学也将随之走向虚无的深渊。因此，人们不仅要求有牛顿、波义耳、达尔文、康德等科学之星，而且也要求有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卡莱尔这样一些文学艺术的豪杰，这些文学艺术家在人们心中唤起的精神和情感，将给世界增色，并将不断地丰富人类的文明。鲁迅提醒人们不要急功近利地一味追求物质而忘记精神的作用，他认为，对于处在精神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来说，要获得新生，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把人的精神看成是一种终极的神秘的圣觉力量，认为它是扭转世界的杠杆，则显然是一种空想。
这一年8月，鲁迅发表的社会政治论文《文化偏至论》，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史教篇》中初步提出的思想，更强烈地指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数”；这篇慷慨陈词的长篇论文，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论点，即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和精神的振奋。“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确信只要国人精神振作，个性崛起，那么，祖国将成为强大之邦而无敌于天下。他这些强烈的见解，归结为一个著名的口号，即“任个人而排众数，重灵明而非物质”。此时，在这个青年思想家的心目中，一切都可以退居次要的地位，最严重、最急切的问题唯有改变人的精神。救国的根本之途，祖国的复兴和强大之本，就在于个性的崛起，精神的解放。
为了祖国的《新生》（4）
不是通过武器的批判，不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根本革命来达到对社会的改造，而是通过批判的武器，通过精神的力量来建立一个人性复归的理想国，这种以个性解放为社会解放的轴心与决定点的思想，只是一种幼稚的乌托邦式的幻想。社会是不可能听从这种意见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面貌的，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愚蠢而残暴的高压政策下的中国，人的尊严被践踏，“个人之性”被“剥夺无余”，在此情况下，一个勇敢无畏的思想家提倡个性，撰写个性解放的文字，呼吁大家从奴性与麻木的状态中觉醒起来，振奋起来，却使祖国人民感到格外亲切，也是沉睡中的祖国所需要的。
鲁迅的这些重要见解，当然不是一时的闪念，也不是无的放矢的。那时，各种政治派别对于如何使祖国得到新生见解十分歧异，斗争也十分激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民报》鼓动反清革命，主张推翻清朝政府，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却主张君主立宪，他们还想修补满清帝制这个即将崩塌的大厦。他们的《新民丛报》鼓吹的正是这种改良主义道路。此外，还有以杨度为代表的另一派，他们以“海外孤臣”的身份，既不主张反清革命，也不赞成保皇立宪，而继续鼓吹“金铁主义”，自称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实际上是洋务派的余波。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与《文化偏至论》中，站在革命派的营垒中，对持金铁主义主张的洋务派和持君主立宪主张的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这种批判也包括对他自己在1906年之前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否定。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曾鼓动过“实业救国”，认为中国只有“结大群而兴业”才有希望，而现在他感到脱离救国之本的“兴业”主张过时了。无论是“黄金黑铁”，“兴业振兵”，还是“君主立宪”，“议会国会”都不足以救中国，洋务派和改良派以此来改革中国社会，丢弃了最重要的精神变革，实际上是舍本逐末，“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这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如果离开精神这个根本的问题，如果人民不觉醒，民族精神不振奋，“举国犹孱”，那么，即使“授之巨兵”，掌握了坚炮利器，又有什么用呢？鲁迅责问道： “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 既然民族的浮沉兴衰关键在于精神，那么，拯救民族的有生力量自然应当是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的精神之战士，这种战士应该是强者，他们天性率真，无所顾忌，勇于抗俗斗伪，敢于蔑视一切偶象和权威，能激发人们精神不息，顽强进取。在鲁迅当时的心目中，尼采和拜伦就是这样的精神战士。
当时尼采的哲学正在日本广泛地传播，鲁迅也醉心于这种新鲜的、惊世骇俗的新哲学。他觉得，处于精神极端贫困的状态中的祖国，正需要尼采这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来加以震荡。鲁迅认为，西方的国家开始也尊重个性，尊重人的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但是由于他们的平等是“夷隆实陷”，削平出类拔萃的人，结果反而使庸俗之辈，汇成大流，浩浩荡荡而出，把社会又拖到平庸的深渊。又由于社会注意外在的物质，抛弃内在的主观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力，结果是芸芸众生被物欲所蒙蔽，社会日趋衰退，进步因此停止，奸诈、虚伪等罪恶行为，日益滋生，这便形成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因此，鲁迅认为，在这样的时候，尼采、叔本华学说的提出，简直像是洪水泛滥时的诺亚方舟。他还认为，憔悴的中国社会的精神要振奋起来，就得依靠具有强大意志力的英杰、力抗时俗的异端和敢于向神挑战的摩罗一样的英雄。只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