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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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火者（1）
祖国经历了1927年春夏的大黑暗之后，鲁迅来到了上海。这正是国内阶级关系与阶级力量重新组合与激烈斗争的动荡年代。
离开广州的前一个月，他回想起在南来的两年中走过的路，特别是想起不久前见到的刀光与血影，想起了他一向信赖的青年竟是那样分明地分成两个营垒，青年在砍杀青年时，一点也不留情……事实太严峻了，说“青年必胜于老人”，显然是太空洞，太抽象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是了不起的生物学真理，然而，现在他明白了，用生物学的眼光来解释远比自然世界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是不够了。那么，应当用什么样的学说来解释呢？鲁迅还不清楚。旧的观念破灭了，新的观念还没有形成，他感到苦恼，感到需要作新的探索。他曾给北京政法大学一个学生写信，坦白地说出了这种心境：“我飘泊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糊糊涂涂。”（1927年9月19日致翟永坤信）
到了上海之后，他仍然在思考，在总结，想从被搅乱的思想中理出一点明晰的认识。在“目瞪口呆”之后，是需要面对严峻的现实好好沉思一下的。
他思考着，观察着，注意着现实中新发生的一切，他并不消沉，而且感到中国的地平线上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大时代。他虽然还时时看到如广州那种屠刀下血的游戏，然而，他也分明看到从血泊中挺立起来的不屈的身躯，他们从死亡中重生，并正在向地狱和死亡的制造者作新的抗争。这样的时代是严酷的，然而是伟大的，时代的激流在心中翻卷，他凝望着案头上等着他作题辞的中篇小说《尘影》，于是，他握笔疾书：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入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的确，中国正进入生与死搏斗的时代，不是在血泊中死亡，就是从血泊中重生，中国的命运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百折不挠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要从血泊中重生。他们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埋好同伴的尸体，又举起血染的旗帜继续前进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走上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展开武装斗争，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打开了新*主义革命的更加光辉的一页。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把工农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则对革命根据地展开疯狂的军事“围剿”。在这个革命大转折的时期，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血迹斑斑的“革命的策源地”，从波涛汹涌的海外，带着满身征尘，陆续来到上海。他们正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组织新的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进行英勇的反“围剿”。
鲁迅此时一边思考着，一边以刚直而尖锐的笔向人们愤怒地揭露，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用血的洗劫的中国，“现在常为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国民党的统治乃是用机关枪的暴力主宰一切的法西斯统治，而他们的帮凶文艺，现在则“把杀人的事当作歌颂”，变成了吃人的赞歌。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他用笔作武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的十年，也是他发挥着最大影响力的十年。
他到上海之后，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革命文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斥责了国民党指挥刀掩护下的所谓“革命文学’，阐明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文学”的主张：“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是的，只有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做一个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献出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才会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作品来，而不在乎要什么动听的口号和似乎是十分激进的主张。
窃火者（2）
鲁迅还应邀到不少学校去发表讲演。在劳动大学讲的《关于知识阶级》，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为平民说话，还是压迫平民呢？是在金钱和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同情和倾向于民众呢？鲁迅主张“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是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还是做一个随风转向的知识分子？鲁迅提出的这个问题意味十分深长，而他自己在一生中所走过的坚定不移地为人民谋求解放的道路，确实是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表率的。
他在暨南大学讲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到了文艺与政治的冲突，他认为原因是在于政治家不喜欢人们思想，不喜欢人们反对自己的意见，而文艺家表达的其实是社会上很多人的意见，不过由于敏感的缘故，比别人早说了出来。鲁迅谈论这样的矛盾自然是为了影射国民党反动派专制和暴虐的统治，不过鲁迅接着也讲到了，即使“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回事”，他把这个将来社会里的假设的矛盾，归结为“理想和现实不一致”。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社会，文艺和政治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难道注定了非有冲突不可吗？鲁迅在当时自然还没有得到解决。后来他才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是为解放本阶级而斗争的一翼。
在这年冬天，他还几乎跟创造社组成了联合的战线。到了上海之后，他一直在寻找朋友。他感到在这种营垒分明的生死搏斗的年代里，是需要朋友共同奋斗的。就在他到上海后的第二个月，即11月9日，创造社作家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等征得郭沫若的同意前来拜访鲁迅。“四？一二”事变之后，郭沫若、郑伯奇、成仿吾等创造社的主力，比鲁迅早一些由广州返回上海，参加重整创造社的工作。现在大敌当前，也感到力量单薄，需要友军。
这一次创造社的朋友主动来拜访，鲁迅感到很高兴。畅谈了一个上午还不够，下午郑伯奇、段可情又再次前来。创造社的朋友提议要和鲁迅联合办一个文艺刊物，对于这个提议，鲁迅是非常赞成的。他还热心地主张恢复《创造周报》，并向郑伯奇他们表示，他自己也愿意参加撰稿。他恳切地评价了《创造周报》，认为它曾经在青年中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恢复起来仍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郑伯奇这回见到鲁迅并不是第一次，然而交流思想和商议工作则是头一回，他深深地感到鲁迅是公正的。
经过一天的商议，他们终于决定：把恢复《创造周报》作为第一步工作。编辑委员由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段可情四人担任，而由鲁迅、郭沫若、蒋光慈、李初梨、冯乃超等三十人作为“特约撰述员”。这时候，郭沫若于参加南昌起义后，辗转流亡，刚来到上海，正过着地下的生活，他依旧很关心革命文艺运动，自己也在辛勤地写作，他在登出的这分名单中，化名为“麦克昂”。“麦克”是英文Maker的译音，“昂”通“卬”，在古语中是“我”的意思。《诗经》的《匏有苦叶》中，就有“人涉卬否”的句子，“麦克昂”就是宣称：作者是我，这实在是跟想要逮捕他的反动派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恢复《创造周报》，邀请鲁迅一起作战的这个倡议，就是经过他支持和赞同的。郭沫若本来还想找鲁迅当面交换意见，可是在不久以后，他生了一场大病，接着又匆匆忙忙地流亡日本，再一次失去了跟鲁迅见面的机会。 。。
窃火者（3）
蒋光慈、郑伯奇等人的采访以及初步的商议，使鲁迅满心欢喜。这一天夜里，他吃着螃蟹，开怀畅饮，直到大醉。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衷心喜悦过了。
面对着庞大的黑暗势力，鲁迅多么希望革命力量能够联合起来，他意识到：没有坚固的联合战线是难以胜利的。但是对于创造社提出的革命文学口号，他却有些不以为然，他觉得当务之急，在于做革命的人，至于提不提革命文学的口号，倒无须急急忙忙。然而在中国文坛上，创造社是一支有生气的革命力量，这是他很清楚地看到的，因此早就有联合他们一起抗击黑暗的愿望。1926年11月7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说明了自己的心愿，他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鲁迅到了广州之后，并没有忘记这个美好的愿望。1927年4月1日，他和成仿吾等人还联合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这篇宣言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抗议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血腥暴行而发的。宣言以激昂的感情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是在东方极力向帝国主义进攻的！……我们底意志确有建设无产社会的可能。”“我们底斗争总是向着资本帝国主义，我们只有从榨取的资本帝国主义者手里夺回生活，此外再没有别的目的，也再没有别的生路。”宣言最后还呼吁：“全世界的无产民众联合起来。”这是一个磅礴着爱国主义与革命理想的宣言，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由创造社的朋友起草，鲁迅毫不犹豫地在宣言上签了名。
1927年9月24日，鲁迅就要离开血雨腥风吹打着的广州，离开之前，他觉得应当去告别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友人。此时，他想到了创造社。于是，他到设立在昌兴街四十二号的创造社广州分部，向他们告别。分部的同志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热情地招待即将远行的鲁迅，并赠予《创造周报》、《洪水月刊》、《磨坊文札》、《新消息》等六种书刊。鲁迅此次离穗，不愿意告别其他的朋友，但觉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