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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就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斜对角的“公啡”咖啡馆，召开了有阿英、夏衍、柔石、冯乃超、冯雪峰等人参加的会议，传达李富春的意见。与会同志同意党的决定，有人还作了自我批评。当天，便决定派冯乃超、夏衍、柔石、冯雪峰去找鲁迅，向鲁迅表示争端的主要责任在创造社、太阳社方面，并说明党过问了这件事。这之后，党中央又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团体。潘汉年把这个意见告诉冯雪峰，让他与鲁迅商量，说团体名称暂拟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否妥当，“左翼”两字用不用，也都取决于鲁迅，如果鲁迅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点点滴滴（12）
鲁迅听说要成立这么一个团体，非常高兴，欣然表示赞成。对于“左翼”二字，他想了想，也觉得还是用的好，这样比较明确，旗帜可以鲜明一些。
这之前，原先创造社一些同志到鲁迅家里，去研究成立左联事宜的时候，鲁迅也是非常高兴地以战友和同志的真挚感情，和他们倾心而谈，善意而坦率地批评他们的主观主义，鲁迅含蓄地对他们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金扁担”的故事：有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他突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一个是“柿饼”的故事：一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她想，皇后娘娘一醒过来，一定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鲁迅侃侃而谈，在座的同志都舒心地笑起来。他们了解，鲁迅是殷切地希望他们避免不必要的主观臆断，以免在复杂和黑暗的中国社会中吃亏。鲁迅这种率真的态度使他们深深感动。在以后很长的岁月中，他们还常常回忆着鲁迅所讲的这两个简单而意味深长的故事。
在鲁迅同意成立左联之后，潘汉年与冯乃超、阿英、夏衍、冯雪峰协商，提出十二个左联“基本构成员”，实际上就是筹备人与发起人，鲁迅是其中的一个。除了鲁迅之外，还有冯乃超、阿英、夏衍、冯雪峰、郑伯奇、彭康、沈起予、华汉（阳翰笙）、蒋光慈、洪灵菲、柔石。这样，左联的主干就形成了。
2月16日，这十二个人决定在公啡咖啡馆举行会议。这一天下午，鲁迅与柔石、冯雪峰一起到了咖啡馆，会议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由于彼此心灵已经相通，与会者都感到会场跃动着希望。他们认真地回顾了以往走过的路，讨论了左联的纲领、章程和任务。最后，会议委托冯乃超起草《理论纲领》。会后不久，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第三期刊登了这个《上海新文*动者底讨论会》的消息，说明会议“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动底任务为讨论题目”。对于过去的运动，会议认为有四点应当引以为戒： （1）小集团主义乃个人主义； （2）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3）过去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4）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底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的文*动。会议还明确了当前的文*动的任务，即：（1）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底严厉的破坏；（2）新社会底理想底宣传及促进新社会底产生；（3）新文艺理论底建立。
在会上，大家推举冯乃超起草左联的理论纲领。冯乃超起草后便到*里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细细地看了看，觉得其中有“拉普”、“十月”、“列夫”等许多从苏联文学团体的宣言搬过来的话语，显得有点生硬，还有一些激烈的论断与口号，如“诗人应是预言家”，“胜利不然就死”之类，似乎并不确切。这种写法、文风，鲁迅是不太习惯的，然而他尊重别人的习惯，并没有让冯乃超改掉，只是饶有风趣地说：“这个文章我写不出来，就这样吧。”
《理论纲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左翼队伍的思想水准，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还不很成熟，鲁迅似乎觉得应当给他们提醒一些什么，于是他认真地想了想，准备在适当的场合上讲讲。他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正是把理论纲领所没有注意到的，向大家敲了警钟。
点点滴滴（13）
3月2日下午，左联的成立大会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召开。到会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的人。鲁迅和夏衍、阿英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大会一开始，潘汉年先代表上海地下党组织讲话，接着冯乃超、郑伯奇又先后报告组织筹备经过。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代表演讲之后，鲁迅、彭康、田汉、阳翰笙相继讲话。
鲁迅讲话时从靠窗的角落里站起来（他怕烟味熏人，一到会场就在那个角落里坐着），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声音不高，夹杂着一点绍兴口音，但一字一句，令人感到他是在把深思熟虑过的东西认真地表述出来。他历来的讲演总是那么自然，真实，幽默，没有空话，让人感到他是以自己的整个人格和心灵在与人们交流思想。此次，他也没有一句客套话，一开始就是一个善意的尖锐的告诫：我以为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 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么浪漫…… 鲁迅发人深思的讲话，把人们带进了严峻的现实世界，也带进了严峻的历史环境。不错，从左翼变成右翼的教训，在文学历史上真是不少，这种危险是应当防止的。为了防止这种危险，让左翼队伍的步伐在坎坷的路上走得坚实一些，立足点更牢固一些，鲁迅提出建设左翼文学的几点意见：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意实力。
第二，战线应当扩大。
第三，应当造出大群新的战士。
第四，克服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为共同的目的而团结奋斗。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战线也就统一了。
听到鲁迅这些语重心长的声音和建设性的意见，与会者心里很不平静，有的连连点头，衷心地敬佩，有的似乎觉得还应当思考，会场上竟纷纷议论起来，使得几个在门外放哨的青年，显得惶惶不安……
在会上，鲁迅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
鲁迅加入左联，是他在1930年所采取的第二个重大的实际行动，这不能不尖锐地刺激国民党反动派的神经。他们觉得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奴隶造反还可恶。于是，他们掌握的《民国日报》、《金钢钻报》、《晶报》等大大小小报纸，便群起而攻之，谩骂与恐吓的文章连篇累牍：什么《鲁迅卖狗皮膏药》、《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鲁迅参加左联之动机》、《鲁迅的革命问题》、《解放中国文坛》、《文阀的内哄与投降》、《从列宁到鲁迅》、《鲁迅的投降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有的造谣说，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有的则讥笑鲁迅“投降”。有一家报纸还刊载起《文坛贰臣传》，而第一名就是鲁迅。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对于鲁迅的行动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恐惧和憎恨。
点点滴滴（14）
队伍组织起来了，鲁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他感到身上有更充沛的力量，而对于工农大众的前途，他也有更坚定的信心。鲁迅蔑视黑暗，而且一向处在同黑暗的搏斗之中，倘有必要，则准备与黑暗同归于尽，而现在，他确信死亡只属于黑暗，不属于无产者。但是他认为，还应当认真地工作，把附丽于黑暗的东西扫进坟墓。未来也必定属于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这种文学与国民党反动派指挥棒下的狗屁文艺相比，谁先化为烟埃与粪土，鲁迅心里是有数的：他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这样充满信心地宣布：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 这篇文章写于1月24日，而发表于《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时正是左联刚刚成立。因此，它成了鲁迅加入左联后向反动营垒发出的檄文。
这是针对新月派的梁实秋的。1928年，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源、梁实秋等人，出版了《新月》杂志，之后，这一资产阶级文艺团体便被称为“新月派”。
梁实秋作为新月派的一个理论家，一走上《新月》舞台上就明显地带着强烈的阶级偏见。一方面是对资本家的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对无产者的侮辱，他认为资产是文明的基础，那么反对资产阶级便是反对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的手段。总之，无产者只能当奴才，慢慢地爬，决不应当革命的。他认为，无产者本来也没有阶级观念的，只是几个过于富有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阶级观念传授给他们，他们才不安于低劣的地位的。他认为文学艺术也不应表现这种阶级的观念，而应当表现最基本的人性。他说：“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