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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死时，鲁迅才十六岁。十六岁的少年不得不和他心情沉重的母亲一起，忍着极度的悲痛，艰难地支撑着这个迅速崩溃了的家庭。为了营救祖父，他家里的四五十亩水田已卖掉不少；为了给父亲治病和办理丧事，又将余下的水田全部卖掉了。原先仕宦之家的兴旺和繁盛，一部分随着祖父关进了昏黑的监狱，一部分随着父亲埋入了寂寞的坟墓，现在只剩下困顿、贫穷和悲凉。
从这时起，鲁迅静悄悄地、凄凉地告别了天真的年代，再也无心在孩子的世界里嬉闹了。他倒是常常到堂房的叔祖母子传太太那里，和他们夫妇闲谈，以排遣自己的忧愁和烦恼。有一次，他说起有许多东西需要买，就是没有钱。子传太太便怂恿他说，“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鲁迅说母亲已经没有钱了，子传太太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鲁迅又说首饰也没有了，子传太太接着说：“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鲁迅觉得她的话里似乎有些恶意，便不到那里去谈天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光景，就听到一种流言，说他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听了这流言，鲁迅感到很气愤也很寒心，有如掉在冰水里一样。
父亲去世后，鲁迅就代表自己的一家，和族中的十多户人家议事。这些名分上是长辈的人们，常常讥讽和欺侮鲁迅。有时候，当大家公议这一房中的重大事情时，往往逼着鲁迅表态。鲁迅说要请示尚在狱中的祖父，话刚出口，便有许多恶意的眼光射向鲁迅，像烧红了的针一样，刺伤着他的心。在人间原来竟有这样意想不到的冷酷与阴险，要不是这场灾难的袭击，他也许还不会看清人世间这许多原被脂粉涂抹着的真面目。
鲁迅对他曾经迷恋过、沉醉过的家乡开始感到厌恶了。他看透了那些人的嘴脸，他不愿意再和他们一起生活，也绝不愿意去学做幕友。他决定离开家乡，离开这个过去使他感到爱和欢乐，而现在却只给他带来痛苦和憎恶的家乡。
别了，家乡！心灵里饱含着苦痛的鲁迅，决定到别的地方，走别的道路，寻找别样的人们。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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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的追寻（1）
家，无可挽回地破落了。家庭的破落逼着十八岁的鲁迅去寻求新的路。
现实的路，除了鲁迅蔑视的没落书香世家子弟常走的充当幕友、师爷和商人之外，可行的只有两条：一是传统的路，即读书应试的科举之路。中国一代代的旧知识分子在这条风波险恶的道路上颠簸、挣扎和苦斗着，而他的祖父也正是沿着这条路走向彩色的宝塔，然后又摔进囚徒的牢狱的。鲁迅不是不想在这种充满着悬崖与荆棘的道路上试试自己的命运，只是艰难的家境实在无法支持他继续读书。另一条却是异端的路，即学洋务。书生去当兵，这在当时并不光彩，它被世俗的人们看成是走投无路而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的邪门歪道。然而，世间的路虽多，对于陷入困顿的人们，是没有太多选择的自由的，鲁迅只能走后一条路。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真是一场悲剧。鲁迅出生时，这个运动正处在高潮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想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来富国强兵，以挽救清政府的危局，然而这种微弱的变革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闭关锁国”的顽固派的抵制。最后随着甲午战败，丧权辱国，洋务运动也宣告破产。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洋务学堂的名声更坏了。绍兴城内曾办了一个中西学堂，不仅教汉文，而且教洋文和算术，可是在绍兴的圣贤之徒眼里，这简直是可笑之极。如今，洋务运动走完了它的终点，而这个终点，却成了鲁迅走向社会的起点和第一个阶梯。
鲁迅对于自己将要踏上的阶梯，是满怀希望的——也许这里正潜伏着光明。鲁迅不相信中国社会到处都像家乡一样黑暗，都那样充塞着狗—样的势利眼。他悄悄地下定决心：不管前面的路上有着怎样崎岖的山岭，怎样迷茫的风沙，也要闯一闯。中国的土地这么辽阔，应该去寻找别一样的人们，别一样的土地，别一样的冷暖。
1898年5月1日，鲁迅决定远走，他带着母亲辛苦张罗到的八元川资，把母亲为他远行而洒下的热泪收进心里，便告别了爱憎交融的故乡，也告别了苦乐参半的少年时代。
家乡混浊的河水把鲁迅送到了上海，然后他又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刚刚惜别故园的青年，立在船头，翘首南望，只见江天茫茫，烟波浩渺，大地正笼罩着一派落日余晖。在徐徐行进着的船上，他听着陌生人操着异乡口音在交谈，突然感到一阵悲怆。一种交织着悲哀的思念之情像喷泉般地涌上心头：在大江那边，在看不见的远方，有慈爱的母亲和弟弟，他们这时在想些什么呢？哦，一定是在思念着我，猜想着我走到哪里了。几年之中，家庭里常是风风雨雨，祖父入狱，父亲长逝，只有母亲和弟弟守着那凄冷的家园。想到这里，他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与母亲、弟弟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结束了，他将要跨进社会的门坎了。在江那边的烟波迷蒙处，留下的是自己的少年时代，而在大江的这一边，他就要开始自己的青年时代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旅程，他来到了古老的南京城。
踏进南京的时刻，正是震动中国的戊戌变法的前夜。再过一个多月，即6月11日，光绪皇帝就要下诏“明定国是”，开始维新运动了。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们更放肆地吞食中国的河山，台湾、澎湖、旅大相继被掠走。1897年底，德国舰队又强占胶州湾，这一新的陆沉之耻，震撼了大清帝国的朝野。康有为就在这个时候第五次上书。他沉痛地写道，如不变法，将要国破家亡。光绪皇帝随即也向慈禧痛哭陈词，说他不愿当亡国之君，慈禧太后无言以对。于是，光绪下令让康有为统筹新政。1898年初，康有为第六次上书，提出定国是、征贤才、定宪法三大政治纲领。鲁迅到南京时，正是整个受伤的民族在寻找新的出路的动荡年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异地的追寻（2）
鲁迅乘坐的轮船在下关码头上停泊，这时，他心中跃动着希望。他贪婪地看着这个古旧的大都市，奔流不息的东去的大江里，忧郁的波浪拍击着堤岸，吼叫着，用力地冲刷着那乌黑的、布满着绿苔的码头。在浮动着泡沫的江面上，停泊着几艘外国军舰，另有几艘外国货轮正在江上穿梭，其中一艘突然发出一声汽笛的怪响，得意地从船尾鼓起—叠叠白色的浪花。
鲁迅不想多看这一切，他匆匆走上码头，只见衣衫褴褛的码头工人们正淌着大颗大颗的汗珠在搬运货物。在忙碌的人群后面，有几家引人注目的洋货店，那里排着“摩尔登糖”和各种洋货。鲁迅匆匆离开码头，走上一个长长的高坡，这就是仪凤门。门的左边是狮子山，上边设有炮台，驻守的清兵在山下看守，中国人不得走近，只允许洋人去“游览”，从江边到仪凤门下，仿佛都是洋人的世界，鲁迅感到一种莫名的愁闷。
过了仪凤门，鲁迅便看到自己将要在这里生活的江南水师学堂了。他的追求将从这里出发，于是，他轻轻地抬起头仔细地看了看这个海军学堂。学堂比他原先所料想的要糟得多，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物，只有一排低矮的陈旧的平房，四周还丛生着不知名的杂草，一根二十多丈高的桅杆和一个不知有多高的烟囱，矗立在地上，这就是学堂的标志。
这所衙门式的官办学堂，是洋务派为了训练水兵而建立的。当时清政府认为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因此聘请了几个英国的下级军官当教员，并且一星期有四天的英语课。鲁迅所以会在广阔的中国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在这里当管轮班的监督。监督是州县一级的官吏。鲁迅一到南京，就先借住在这个叔祖家。鲁迅称周椒生为庆爷爷。庆爷爷中过举，在周氏家族中称得上是个重要人物。那个骂鲁瑞放脚是想嫁给洋鬼子的“金鱼”，就是他的儿子。这父子二人都是视改革为荒唐事的顽固党。周椒生平时爱穿上面三分之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绸的“接衫”，长长的两色绸衫，肥肥的袖子，是忠于传统的大清官吏的打扮。他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净室里跪诵几遍《太上感应篇》。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与仁慈，他还特地雇了一个人，整天挑一副写着“敬惜字纸”的竹篓，沿街拣着字纸。这个工人还替周椒生上街买螺蛳，然后又去放生。每天晚上，庆爷爷都要自省，记功过格，然后才坦然睡下。鲁迅到这个大都市里寻找别样的人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这个做官的叔祖。这位叔祖，自己在水师学堂里当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他觉得自己的本家侄孙，竟穷酸到付不起学费，未能走科举的光宗耀祖的正路，而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很不体面。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就这样，他把“豫才”改名为“树人”。鲁迅万万没有想到，身在水师学堂的叔祖，竟是这样瞧不起学习洋务。
鲁迅在学堂里试习三个月之后，被编入最末的一级的三班，而且是管轮班。这个学堂原有驾驶、管轮、鱼雷三个班，此时鱼雷班已经办不起来了。如果能分在驾驶班，将来还可以到舱面上看看雄浑的大海，呼吸大海上的强劲而新鲜的风，管轮的水兵却只能关在舱底吸着闷热的空气，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鲁迅是一个打击。而使鲁迅更不满的是，他补不上二班的缺额，当个三班生总是低人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