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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接着以很长的篇幅细致地叙述了陈经济“因鞋戏金莲”的过程。陈经济应潘金莲之邀上楼后，就拿模拿样地问她丢了什么东西。潘金莲以为在哄弄她，便不加理会。陈经济拿势要走，潘金莲不得已拉住他，并说出一通吃来旺媳妇的醋的话来，露骨地表现了*的心态。这时陈经济才拿出鞋来，不仅以语言大加调逗潘金莲，还提出用鞋去换她的那条西门庆很熟悉的汗巾子，实际上这是在要“定情”的信物。这自然正中潘金莲下怀，便半推半就地用汗巾子换了那只红鞋。“换鞋”可以说是陈经济对潘金莲由“戏”即将向“得”转化的关键时刻，“戏”的过程已告完成，但情节却突然发生逆转。两人“正说到热闹处，忽听小厮来安儿来寻：‘爹在前厅请姐夫写礼哩。’妇人连忙窜掇他出去了。”显然，由于半路杀出个来安儿，由“戏”而“得”的转化便告中断了，因此两人的关系此时仅仅是停留在以语言调戏的阶段，与“上帐儿”的在肉体上得到潘金莲还相去甚远呢！
陈经济此次之所以能够尽情地调戏潘金莲，并能得到汗巾子作为定情的信物，主要是因为偶然得到了潘金莲一只红鞋的缘故。所以词话本的回目写作“陈经济因鞋戏金莲”是十分贴切的。再从陈经济与潘金莲的整个奸情史来看，“换鞋”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二人相互勾引的隐私也由此昭然若揭，但陈、潘二人真正勾搭成奸，却是在小说的第八十回“潘金莲售色赴东床”，也即西门庆死了之后了。因此崇祯本把此回的回目改作“陈经济侥幸得金莲”是不贴切的，他实际上侥幸得到的只是潘金莲的一只红鞋，以及由此而来的调戏潘金莲的机遇而已。如果陈经济这么早、这么快、这么易地就得到了潘金莲，这无论是对西门庆形象的刻划，还是对“曲尽其妙”的小说情节的匠心营造，都是有损而无益的。
曲阜师大《语文函授》1994年第4期
《书墨》辨析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历代杂文选》这样评析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书墨》：“从品墨谈到品茶只用寥寥数语，便抒写出‘世间佳物，自是难得’的情和理。”但此评差也，实与《书墨》之题旨相去甚远。
《书墨》精短，录之如下：
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终无黑者，其间不过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间佳物，自是难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自是人不会事也。
《书墨》的层次十分清楚，从开端到“自是难得”为第一层，其下为第二层。而《历代杂文选》对全文主旨的归纳实际上指的仅仅是文章第一层的层意而已。在第一层中，作者从品墨的体验中总结出了“世间佳物，自是难得”的道理。显而易见，这道理既不是“从品墨谈到品茶”之后抒写出来的，因为“品茶”在第二层中才提到，更不是文章的主旨，而只是第一层的层意，是推出全文主旨的铺垫之笔。况且，“世间佳物，自是难得”，本是世俗之见，寻常之理，特意地由品墨推出，并作为一篇文章之主旨，未免小题大作，毫无创意，失之浅薄无聊。以苏轼这样的大手笔去写这样的老生常谈、无足轻重的泛泛之论，实在是莫名其妙；而这样的文章又能为世人所推崇，奉为散文精品，岂不令人费解？
但无疑，《书墨》是十分精致而且是极富创见的。它的精妙之处，恰恰就在于能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熟事熟理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独辟蹊径，推论出一番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刻的道理来。作者在第二层中由“世间佳物，自是难得”的切身体验，生发联想，演绎推论：“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求黑则嫌漆白，求白则嫌雪黑。”人的物的欲求标准常常因为追求至善至美之境，而超出了事物的本质属性，以至达到不近情理的程度。漆本来是最黑的，雪本来是最白的，却要寻求比漆更黑的黑，比雪更白的白，世间又哪里会寻觅得到呢？已经拥有了最佳的东西，却因为追求并不存在的更佳的程度，而最终连已拥有的也失去了，岂不大谬？作者有鉴于此，卒章显其志，抒写出了“自是人不会事”的题旨。所谓“不会事”，即“不懂事，不解事，不通事理”。这个结论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从根本上探究出了造成“世间佳物，自是难得”憾事的内在原因。人心不足蛇吞象，水至清则无鱼，世间佳物，本不难得，只是由于人的物欲过份张扬，主观愿望过于理想化才造成了“世间佳物，自是难得”的缺憾。而这，才真正是作者由品墨品茶抒写出来的发人深省的事理，才是全文的主旨所在。
《阅读与写作》1992年第11期 。 想看书来
纵横比较谈“绿”
尽管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被誉为炼字的千古佳话，但不以为然者仍不乏其人，远的不说，今人便有大学者钱钟书和大诗人臧克家。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这样评“绿”：“‘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乐至山馆稍次湖亭》：‘行乐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钱先生语带揶揄，是从文学史的纵向比较的角度，对王安石炼字的富有创造性加以否定。臧克家在《一字之奇，千古瞩目》（《文史知识》1988年第四期）一文中说：“我这个人，对这个‘绿’一直评价不高……我嫌它太显露，限制了春意丰富的内涵，扼杀了读者广阔美丽的想象。……如果不用‘绿’字而用‘到’或‘过’，反觉含蓄有味些。……读者从‘到’中，可以想象出更多的东西。……何况，‘绿’字前人已先用过多少次了。”臧克家先生以他独具的诗家眼光，从修辞学的横向比较的角度，不仅否定了“绿”的炼字之工巧，而且还把“绿”的炼字佳话视为弄巧成拙之举。这两位先生的见解的确独辟蹊径，极富创意，从反面为这首名作的鉴赏开拓了新的层面，对传统的鉴赏定式提出了挑战，进而激发了人们对经典名句鉴赏的热情和兴趣。本文试就二位先生从文学史的纵向与修辞学的横向比较的双重角度提出的诘难进行商榷，以期对“绿”的美学意蕴作更深层次的开掘。
从文学的纵向比较上看，王安石的“绿”确如二位先生所云，有袭用前人之嫌。但前人用过的精警之字，后人是否可以袭用呢？答案应是肯定的。就以两位先生引述的多位诗人的诗句为例，诗中所用的形容词用如动词的“绿”字不也是一脉相承、因因相袭的吗？又何以独诟王安石的“绿”有拾人牙慧之病呢？那么袭用前人的精警之字，可否用得富有创意，达到“点石成金”的效果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此类例证在古典诗词中不胜枚举。宋代诗人林逋的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千古名句，却是本于江内“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只换了两个字，可经过林逋的袭用点化，意境旨趣大胜前者，被公认是一种艺术创造。因此衡量字词用得巧拙，关键在于它在诗里用得是否精当恰切，只要用得绝妙，即使古人用上千万次，那也会富有创意，成为精警之语的。那么王安石的“绿”与前辈诗人所用之“绿”究竟孰优孰劣呢？在作比较之前，需要特别指出，判断字词用得巧拙，当从整篇诗入手，孤立地对字词作寻章摘句的比较，往往会流于皮相，而这，恐怕也正是两位先生鄙薄王安石“绿”字的症结所在。
从整首诗的比较上看，钱先生所举的诸位大诗人的诗，无论其思想性还是其艺术性，都是难以与王安石的诗相媲美的。这些诗作在文学史上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不仅选篇极严的《唐诗三百首》全不收录，甚至连选篇上千的《唐诗选》及《唐诗鉴赏辞典》等大型有影响的文学选本也未加以收录，而王安石的诗脍炙人口，有本则选，这种“选本现象”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些诗作品位不高，大逊于王安石了。再从诗的具体内容上看，这些诗为写景而写景，境界不高，题旨浅薄，写的无非是文人墨客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趣，纵然也把形容词“绿”用作了动词，以表现春风的形象，但读来平平淡淡，丝毫引不起人们的激赏。而王安石的诗，情景交融，立意高远，既描绘了江南美丽的春色，又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感时思乡，深挚动人，正如《彦周诗话》所评：“超然迈绝，能近李杜陶谢。”而“绿”的运用，对于整首诗而言，更是锦上添花。一个“绿”字，堪称一篇诗眼，能使整首诗生辉添彩，那些前辈所用之“绿”，又怎么能与它相提并论，又怎么可以用“袭用”、“暗合”来否定它的炼字的富有创意呢？
再从修辞学的角度作横向比较。这里不必再赘述人们所熟知的“绿”在色彩、形象、情感诸方面大胜于“到”、“过”诸字的妙处，仅就臧克家先生提出的含蓄与显露的问题作一分析，也可见二者的高下优劣了。
臧克家先生认为，“到”、“过”含蓄，“绿”直露，前者可以使读者想象出春天更多的色彩来，而后者则限制了春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