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说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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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说昆曲-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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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了好几张相。他们住在我那间房里,也有二十五年了。“屋前那棵宝塔松呢?”我问新主。“树根死了,枯掉了。”他说。我记得那棵宝塔松高过二楼,枝条摇曳像一柄巨大的翠盖,一年四季绿森森的,护住屋顶,那么坚实的松柏,居然也会坏死,真是“树犹如此”。新主要留下我吃饺子,我赶忙婉谢,不愿意麻烦他们,我说我还要赶着去看另外一个家呢。  
  从前法租界的贝当路(今衡山路)、福煦路(今金陵路)以及毕勋路这一带都是住宅区,大半是一九三○年代起的,是法国式的洋房,路上法国梧桐两排成阴,颇具欧洲风味。毕勋路底与祁齐路(今岳阳路)交口的那块三角公园中,从前立着一尊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铜像,“文革”期间“红卫兵”把铜像打掉了,据说最近又要恢复。普希金那首浪漫爱情长诗《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我倒喜欢得很,不知道普希金又怎么会惹怒“红卫兵”了。毕勋路一百五十号在中段,是一栋三层楼的法式洋房,房子的形式有点特别,楼底是仓库、厨房,一进大门便有一道大理石螺旋形的楼梯一直蜿蜒伸到三楼去。二楼是大客厅,大厅是椭圆形的,两极是两个厢房小厅,做饭厅用。客厅一面外接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水池,三楼才是卧室,卧室外面也有一个阳台,可以乘凉。我记得夏天晚上房中热气久久不去,我们都到凉台上喝酸梅汤,一直到露水下来,才回房去睡觉。毕勋路这栋房子也曾数易其主,最先是上海画院,客厅那些壁画,颜色犹新,大概经画院的艺术家修缮过。现在属于越剧院,有一面围墙打掉了,新起了一栋研教室。原来的房屋,二楼变成了“越友餐厅”,对外营业,三楼用做办公室。我得到越剧院的允许,去参观了三楼。原来越剧院名誉院长袁雪芬的办公室竟是我从前那间卧房,小时候我就知道袁雪芬是越剧皇后,我还在报上看过她扮演“祥林嫂”的剧照呢!那时她在上海红遍了半边天。她的办公桌搁在窗下,而从前我的书桌就放在那里,可惜那天她不在,我倒很想会见一下那位越剧名演员。花园里的树木维护得很不错,那些香樟、松柏、冬青、玉兰苍翠如旧,一树桃花,开得分外鲜艳。水池干涸了,只剩下一层绿苔,从前水池边有多尊大理石的雕像,都被“红卫兵”打得精光。毕勋路一百五十号也曾历过劫的,据说连袁雪芬也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拉出去游街示众。最近我看了郑念写的《上海生与死》,“文革”那十年,上海大概就是像她写的那样恐怖吧。  
  “上昆”与越剧院有来往的,他们交涉一下,我们在“越友餐厅”的厢房里,得到一桌席位。“越友餐厅”的大司务是“梅龙镇”的退休厨师。“梅龙镇”是从前上海著名的川菜馆,现在还在,连门面都没有改。那晚的菜真还不错,价廉物美,一桌席才两百块人民币,较一些宾馆,好得太多。上海新兴的小厨子比起那些老师傅来,手艺真要差一大截。那晚我跟“上昆”那几位朋友痛饮了几瓶加饭酒,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历史,那份惊奇,我只留给了自己。一餐饭下来,我好像匆匆经历了四十年,脑子里一幕幕像电影一般。我记得有一年新年夜,哥哥姊姊在毕勋路开舞会,请来的客人都是他们中西女中和圣约翰的同学,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洋派兮兮的。有一个叫陶丽琳,是二姊的同学,英文歌唱得极好,那晚她唱了You Belong to My Heart,是支伦巴,男孩女孩跳得花样百出,从前上海学生跳舞是跳得灵光的。永安公司郭家的孩子也来了,还有几个圣约翰的校篮球队员。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男子们都争着去跟她们跳舞,女孩子的一番矜持、一番做作,就好像好莱坞的B级电影一样,而那幕喜剧,就是在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客厅里上演的。当年跳舞的那些男孩女孩如今都已老大,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欧洲,他们个人的命运遭遇,真有天壤之别。这次我回到上海,还碰到一位当年跳舞的女孩子,她是风头最健的一个,谈到四十年前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舞会,她那张历尽风霜的脸上,突然间又焕发出一片青春的光彩来。  
  我跟“上昆”诸友离开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时候,已是微醺,我突然有股时空错乱的感觉,一时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遽别四十年,重返故土,这条时光隧道是悠长的,而且也无法逆流而上了。难怪人要看戏,只有进到戏中,人才能暂时超脱时与空的束缚。天宝兴亡,三个钟头也就演完了,而给人留下来的感慨,却是无穷无尽的。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原刊于1987年12月1日《联合文学》第38期  
  收录于《第六只手指》(台北:尔雅出版社)

第2章 白先勇说昆曲
 
  每个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日本人有能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剧,德国人有古典音乐,他们对自己民族这种“雅乐”都极端引以为傲。我们中国人的“雅乐”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昆曲。这种曾有四百多年历史、雄霸中国剧坛、经过无数表演艺术家千锤百炼的精致艺术,迄今已濒临绝种之危,如何保存我们唯一现存的“雅乐”,应是文化工作者的当务之急。笔者访问中国当今昆曲第一名旦华文漪女士,畅谈她对昆曲的看法及学艺经过,希望能够引起文化界的注意,共同爱护保存昆曲这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白:我现在跟中国昆剧第一名旦华文漪女士作一个对谈,主要围绕昆剧来发问。听说你九月份被邀请参加洛杉矶国际艺术节的演出,是吗?  
  华:是的,洛杉矶国际艺术节委托我组织昆剧团,来代表中国艺术参加演出。这次国际艺术节有二十几个国家、一百多个艺术团体,共九百多个艺术家参加,其中主要宣传十位艺术家,我是其中一位。我想这是个宣传、发扬昆剧艺术的好机会,希望通过这次演出,能有更多的朋友了解中国艺术,喜欢昆剧艺术。  
  白:这次演哪几个戏?你演什么?  
  华:这次演出三出戏。有活猴王之称的陈同申和名花旦史洁华合演《孙悟空借扇》,有名花脸钟维德和名小丑蔡青霖演《鲁智深醉打山门》;我和名小生尹继芳、名花旦史洁华合演《牡丹亭》其中的二折《游园惊梦》。  
  白:我看过你演《牡丹亭》的录像带,演得非常好。《游园》与《寻梦》一戏形成很强烈的对比,很好。《游园》是对春天的喜悦、惊喜,《寻梦》是春花凋谢以后的暮春,那种哀悼。我相信外国人看这出戏会受感动,这么多年在美国还没有正式演过。  
  华:我们在英国伦敦以及香港等地都演过此戏,演出结束后都有年轻妇女观众上台与我握手,感动得掉泪。过去只是在历史材料中看见,有的演员在台上演杜丽娘竟身临其境,感动得死在台上。还有的看了《牡丹亭》的书也因此郁郁而死。当今妇女看了此戏,也是如此受感动。这都说明伟大的剧作家汤显祖写出了妇女的心声,我着重体现原著的精神。  
  白:请你谈谈为什么《游园惊梦》会成为昆剧的经典巨作,你又是怎样演的?  
  华:《牡丹亭》表现出几百年前封建社会里的一般女子,受到旧家庭、旧礼教束缚的苦闷,在恋爱上渴望自由的心情,是并无今昔之异的。从艺术上来讲,这是当年一出常唱的戏,经过许多前辈艺术家在音乐、身段上耗尽心血、千锤百炼,才留下来这样一个名贵的作品。后来再加上梅兰芳先生的细细推敲、斟酌,演出时就成为一个很完美的戏剧杰作了。  
  白:我插一句,据我了解,你与梅先生曾同台演出。  
  华:  我曾参加过梅先生拍摄的昆剧电影《游园惊梦》的演出,扮演花神,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受他的影响很深,对我以后演好此戏起了很大的作用。  
  白:那你是怎样揣摩演此戏的呢?  
  华:我着重体现汤显祖原著的精神,抓住反对封建礼教,妇女要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加以突出。此戏不像祝英台抗婚和《西厢记》里的莺莺,有个父母的对立面,杜丽娘只有心理冲突的矛盾,是以触景生情的心态来体现。在封建礼教家庭中的压抑和心里的追求,是一种非常细微的内心戏,全要在有意无意之间来透露出一点剧中人的内心感情,所以相当不好演。另外此戏身段繁重,几乎每一句台词都有身段,要在身段的基础上下功夫,为求做到动作优美,如诗如画,并能准确表达词意,我要求自己像个舞蹈演员一样,能够不说话做动作,就能把人物内心表达得一清二楚。  
  白:我非常赞成这样的演法,我在一九八七年的时候去上海,看过昆剧《长生殿》,第一次看到上海昆剧团的表演,当时我可以说大吃一惊,剧团艺术水准这么高,所以对剧团历史很感兴趣。我想今天请你谈谈,因为你曾经做过上海昆剧团团长,对该团历史一定很清楚,它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上海昆剧团在“文革”前后的历史。  
  华:我想分“文革”前后来讲。“文革”以前,我们的团叫“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成员是由上海戏曲学校京、昆第一班(也称大班)毕业生组成。“文革”中因江青的一句话,昆剧被砍掉了。她说昆剧是最典型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资、修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学昆剧的人就惨了,大都改行到工厂当工人,好一点的则在沪剧、淮剧、越剧学馆当老师,那时我被调到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改唱京剧样板戏。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后,一九八七年经大家要求重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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