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说中美土地所有权是一样的，更没有说成本不能有不同的算法。我的基本立场是，尽管有不同种类的成本，土地所有权也影响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但这些成本核算应该公开，让消费者看清楚自己的钱花在什么地方。
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反驳，说明了任志强的心态。他文章开篇就说：“对房地产问题的争论，似乎已成为任何想引起人们关注并借此成名者的阶梯。于是不管是从事此行业、研究此行业的人；还是根本就对此行业一无所知，或研究领域与此行业毫不相干的人，都自认为是‘专家’、‘学者’，也都长篇大论地参与了与房地产业发展有关的各种讨论。”他要证明的是，他是专家，我不是，所以我应该闭嘴。或者说：“见过马跑的人，并不知道骑马的滋味，也不等于会骑马。看别人骑马跑得很快，你却可能骑上马还没跑就掉下来摔个半死。别以为看过骑马就懂骑马了，仅仅看过骑马的人如果也都有资格去评论马术那才是真正的笑话呢。”顺着这样的逻辑一推就明白：在房地产上，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有说话权。一般消费者最多见过马跑，甚至有连马跑都没有见过的，根本没有资格说话。
任先生大概忘了，仅看过马跑的人并非不能评论马术。赛马也好，马术也好，骑师再专业，他们也要表演给看马跑的人看。看马跑的人是骑马的人的衣食父母。你见过哪个骑师会像任先生这样对观众怒斥：“起什么哄，喝什么彩，你们这些没有骑过马的蠢货！还不给我闭嘴。我到时候告诉你们谁赢就行了。”
买房的老百姓没有专业知识就去经营房地产，就像仅看过马跑的人贸然骑马一样，多半会出事故。但是，人家花钱买房，就有权知道钱花在哪里。这就像花钱进了跑马场的人，有权亲眼看看比赛究竟是怎么分出胜负并且在看台上品头论足一样。否则人家凭什么买票？房地产商有经营的专长，但不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垄断关于房地产的公共辩论。所以，我写文章并非像他所指的是在冒充专家、学者。相反，我坦诚交代我是个没有买过房、也不懂房地产的“白丁”。但是，我有问题要问，有观点要表达。这是所有老百姓都有的权利。不管你是什么专家，也别想挡住我。
这种垄断公共辩论的心态和图谋，被董藩表述得更清楚。他的反驳文章，题为《薛涌的无耻、无知与放肆》，竟从我对北大的批评讲起：“令我愕然的是，薛涌竟是早年北大的毕业生。虽然薛涌的批判不乏真知灼见，但他毕竟曾受业于北大，北大是他的母校，他曾是北大的学子。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递，抑或采用相对平和的语气公开表达。”言下之意，我受了北大的恩，北大无论干什么都不应该公开批评，有话内部说，别让外人知道；或者要非常客气地说话。可是，为什么他自己可以今天说人家是“国耻”，明天说人家是“无耻”呢？按他的逻辑，只要人家过去给了你好处，你就应该把公共利益抛到一边，“通过其他途径”而不是公共辩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这难道不是公开为既得利益张目吗？
任志强和董藩，一个是生意人，一个是学者，但有着同一种心态：排斥老百姓参与公共辩论。我说他们欺行霸市，看来并没有委屈他们。
中国到了“羊吃人”的时候了吗？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最近国内经济学家纷纷出来回击《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以最穷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质疑，称该报“断章取义”，并坚持“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受益”。
听了这样的评论我未免有些疑问。我订了《华尔街日报》多少年。众所周知，《华尔街日报》是右派的财经报纸，对华在政治上强硬，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并坚持弗里德曼式的市场经济理念，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削平贫富，主张对中国贸易开放，并在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乃至美国是否应该压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基本都站在中国一面。怎么会突然拿出一副*党的口气来教训中国不管穷人呢？
后来看到《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从2001年到2003年，中国最贫困的10％的人口，收入降低了；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6％。而在同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接近10％。报告讲得很清楚，在这段时间内，最穷的十分之一人口收入略有下降，但其他经济地位的人口的收入都有明显增长。翻译成我们经济学家听得懂或者最爱听的话，那就是90％的人口收入有明显增长。人家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济学家何必用什么“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发受益”来反驳呢？谁说绝大多数人没有受益呢？
一些名字也没有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还进一步表示，“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有‘断章取义’之嫌”。但看看前面世界银行的报告，人家只是把数据摆出来，说最富的10％的收入提高了16％，最穷的10％收入降低了，并没有“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反而好像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自己在那里对号入座。
经济学家应该善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而不要无条件地当现实的辩护律师。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公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外界的批评。世界银行的报告，无疑对中国社会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第一，一般而言，当经济发展良好时，社会对穷人更好些。比如政府有财政盈余，舍得花钱；富人钱包鼓了，捐赠也痛快。第二，中国的经济技术含量不高，严重依赖低薪阶层的简单体力劳动。当一个经济的简单体力劳动的含量高，高技术的含量低时，穷人的机会应该比较多。但是，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政府和富裕阶层没有为穷人提供足够的福利？为什么急剧扩张的制造业没有给最穷的10％的人口提供基本的机会？中国的人均收入，远比美国和俄罗斯低，但根据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经比这两个国家大。这些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一些专家”或经济学家无视这些问题，甚至临时换专业，以历史学家的口气狡辩说，“从大历史的进程观察，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受益不均’的阶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羊吃人’现象、欧州国家早年对非洲的殖民掠夺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言下之意，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也可以“羊吃人”，也可以进行“掠夺”。这等于用十八、十九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这些专家怎么不看看：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缩小而不是扩大了贫富差距。抢银行可以致富，当金融专家也可以致富。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教唆人们走哪条路？
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就对中国经济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就是被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奉为市场经济的教主的弗里德曼，也提出过负进所得税的构想。按照这一构想，穷人可以合法地从国家那里领钱。亚当·斯密也好，弗里德曼也好，他们鼓吹市场秩序，就是追求充分的竞争。财富过分集中，自然形成了垄断，还怎么充分竞争？
二百多年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财富的中心。但亚当·斯密预言，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有潜力发展。理由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一是穷人毫无保障，富人有太多保障。对弱者的态度，检验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而这一道德底线，也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面临历史上最佳发展机会的中国，不要在这方面再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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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不久前，周其仁教授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鼓吹他的“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他提到许多人对“中国卖八亿衬衫才能换回一驾空客”的事实感到痛心，并特别提到“更有一位自称‘海外自由派’的美国华裔教授，跨洋越海发表了‘中国不能永远给世界打工’的声明。”在他看来，这些痛心疾首的看法表达的无非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不妨自报家门，声明自己就是那位“海外自由派”。可惜周教授对我讲的话未免有些断章取义。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衬衫换空客。以中国目前的状况，不用衬衫换用什么换呢？我对欧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同样嗤之以鼻。我当然更不反对中国现在为世界打工。我强调的是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我两年多前写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文章，后来同名的书也已经出版。不论是在文章还是书中，都没有讨论“衬衫换空客”的事情。我书中的核心主张是：中国的问题必须用充分的市场竞争来解决。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就必须注意保护一般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即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不能以恶化老百姓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为代价来为大企业或外资“改善投资环境”。政府要像对待外资那样对待老百姓的小小夫妻店，要像对待外宾那样对待自己的公民。只有这样，本土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崛起，产业才会升级，中国人才不会“永远”为世界打工。
我和周教授一样相信市场，也为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就叫好。不过，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周教授反复论证的是现实的合理性。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