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进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历史的时钟指向1970年4月，这一年柳传志26岁。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幸存者”，如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美的的何享健、万向的鲁冠球，都生于20世纪40年代，用现在的话叫“40后”。他们见证了中国自解放以来的60年岁月风云，更是改革开放30年弥足珍贵的“硕果”。
回顾柳传志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那个特殊时代洗礼的“40后”代表，经历了那么久的颠沛流离，他已经善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在危机中知道怎样从有力量的人那里获得帮助，当然，他也具备了作为一个实业家应该具备的关键素质——不屈不挠和不断挑战的精神。他在忍受了种种不平和残忍后，由一个梦想家变成了一个超级现实主义者。下一个10年正在召唤他，他将在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造就未来的中国电脑王国。
统计学家说，人一生一共有七次机会。第一次真正的机遇出现在二十几岁，其后大约每七年出现一次。第一次机会出现时，很多人因为太年轻还不懂得把握机会。纵向来看柳传志的一生， 26岁的他走进中关村，这是他的第一次机会；几年后，他正式开始进入计算机圈子，或许可以算为第二次机会；以此类推，1984年参与创办公司，第三次……
柳传志回忆说，70年代的中关村实际上是两种地方的结合，一个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周围一块全都是农田。那时候，每到夏天，研究所的成员都要帮农民割麦子，叫双抢。割麦子根本不用走多远，就在研究所附近，用食堂的车运载粮食，吃食堂带来的包子。
那时的计算所已经占据了中关村很大一块地方，队伍规模达到了好几百人。所里研制成功的“104”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这让大伙儿鼓起了更大的信心。中南海把计算所从中国科学院的机构中抽离出来，归属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赋予他们一个军队的代号：“京字116部队”。柳传志就这样成为了一名不穿军装的军人，也算是实现了自己先前的军人梦。
尽管当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荒芜之地，但计算所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圣殿。在军事目标的推动下，大批资金不断涌入计算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电子管时代”和“晶体管时代”，柳传志加入这个行列时，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了第三代。
1976年，柳传志32岁，他进入了计算机圈子，成为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一个磁记录技术工程师。然而这却完全出于偶然，他当时只是想找到一个机会携妻女回到父母的身边。至于计算机，他还是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诞生了个人计算机，他不知道微软公司、###电脑公司已经建立，并将开创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计算机的新历史。甚至，他连那时中国的计算机研究水平如何，也了解甚少。他只是心里憋得慌，事实上那时候的他政治情结依然很大，即使是在30年后的今天，他还是会因为那时政治事件的跌宕起伏而激动得容光焕发。
柳传志回忆说：“刚到计算所的第三天早上，大喇叭广播到大操场集合，揪‘反革命分子’，一个礼拜抓一个，一个月抓好几个，抓完就隔离，很森严很恐怖的气氛。说错了话、喊错了口号都是非常大的罪，所以人们根本就没动力。我们更多的时间是拱猪，晚上打扑克，上班就是混俩钟头，工间操过后女的就赶紧回家，捅炉子、买菜；男的就找个屋子打扑克，工间操休息15分钟，一打就打一个多钟头，都是那么在混日子。”那时谁要是说点心里话，不定什么时候漏出去，就很危险。柳传志说，后来终于有了两三个非常好的朋友，大家关着门谈论国事，就觉得舒服了不少。
1976年的春天，在那个沉闷又激昂的年份，他参加了“###”，经历了一次从“反革命”到“革命”的历程。他在天安门广场高声朗诵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悼词。
事后，柳传志把自己的诗稿和几张现场的照片拿塑料纸一层层包好了，严严实实地藏在家里厨房的油毡底下。
警察开始搜寻与会的民众，无数人被逮捕收监，柳传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当他和调查人员百般周旋、死不认账的时候，他们全家都捏了一把冷汗。柳传志始终摆出清白无辜的样子，加上研究室同事的掩护，他逃过了此劫。
柳传志说：“当时搜查得很厉害，抓住就被当做“反革命”。我心里是很希望让后人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时有种豁出去的想法。即使抓到我，为了最后一点尊严，为了为之奋斗的事，我也绝不会低头。今天回忆起来，我在1966年就能把事看得比较透，这样的人很少，到了1976年大多数人都看透了，尤其是在科学院，真不明白的就是糊涂蛋。所以打倒“四人帮时，我就觉得也许中国的命运真的要扳过来，果然就扳过来了。”
经历了风风雨雨，他开始信奉这样一句话：“既要做点事，又要保护自己”，在他下海创业之后，这句话演变为他的一句格言——“不做改革的牺牲者”。
“40岁下海，我还年轻”（1）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大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次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水平15~20年，同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科学发展计划，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而其目的是“到20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次的大会，让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时代列车转换轨道的隆隆声响。
这一年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是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开始重新回到世界，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从此将埋首于经济建设，走向更辉煌的明天。尽管在两年前，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直到两年后的这一天，中国才真正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年代。
柳传志依然是科学院的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但，他已经感觉到要好好干活了。
1978年，他知道中国要变了。他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变，往哪个方向变。
柳传志说：“打倒‘四人帮’的第一年还是把纪念周总理那些人定为‘反革命’，历史还没有翻过来，所以老百姓心里还是非常紧张。但是###上台后，事情一步一步展开了。科学大会是一个信号，而且那一年恢复高考了，这是让人非常震动的。中国要变了，逐渐变成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是已经给我们这种感觉。中国真的要向科学的现代化前进了，所以我们这些人的###心情不言而喻。但家里的矛盾却因此变大了，为什么？我和我老婆都在计算所工作，晚上就该争时间了，但回家一堆家务事。给小孩洗尿布谁也不愿干，谁都愿意在办公室看书、学外语、钻研业务，风气一下就起来了。”
1978年科学大会的最后一天，柳传志又听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颇具文学色彩的演讲：“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让我们展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科学的春天”由此成为了中关村新时代的关键词。
1978年，计算所已经成立整整22年，规模已经扩展到1 500人。从这座研究所走出去了很多人，他们在上海、西安、武汉、成都和沈阳建立了自己的计算机队伍。
那时候，国外的学者逐渐开始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计算所，不断有国外的先进技术讲座举办。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得以了解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这一时期，学外语的风气大大高涨，大家都在争取出国做访问学者，开阔眼界，学术气氛迅速活跃了起来。
柳传志记得，那时陈景润和他在一个办公楼，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作为典型被特别树立起来，他是在生活上极度不注意小节、全心全意做科研的人。榜样树立起来后，鼓舞起大家的士气，尤其是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身边人的状态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的精神都很饱满，白天工作，晚上回去看资料。计算所开始慢慢出新成果了，所谓新成果就是机械。柳传志所在的研究室是做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如磁记录器、输入输出设备之类，柳传志是做磁记录器电子线路部分的。
“40岁下海，我还年轻”（2）
计算所的主要研制任务仍然是“国家任务”，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去过问大洋彼岸的“牛郎星8000”，大家都在大型机上铆足了劲儿。然而，他们不知道，正在着手的为期8年的“757工程”，已经是旧体制下以“国家任务”的名义下达的最后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计划了。
工作有激情，但是现实却让计算所的人员陷入苦闷之中，摆在他们面前的严重问题是，一直依靠国家拨款的中国科学院，9万员工，每年3亿支出，而科研成果却很少能付诸实践，或者说转换成那时的人们还很陌生的“经济效益”。战争已经远离，军事工业还能继续存在吗？是生产线转向民用还是成为历史的弃儿？大家都在等待着答案。
所长曾茂朝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计算所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1984年，全国都沉浸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可计算所却开始冷清。一个传言让曾茂朝寝食难安——中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