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伦敦总部发回电报，概述古曾科供出的信息。德怀尔的电报由秘密情报局反苏联间谍处处长菲尔比处理，菲尔比在第二个星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紧迫问题：沃尔科夫几乎在同时与英国人在土耳其接触。幸运的是，他请了当时的军情五处的同行罗杰·霍利斯替他去加拿大和古曾科见面。我们怀疑，这是一次巧合呢，还是他知道霍利斯是个间谍伙伴，并相信他能在古曾科案件上搅混水，才做了这样一种安排？可是，我们从“维诺纳”知道，霍利斯去加拿大见古曾科时，克格勃并不知道格鲁乌在军情五处有一个间谍。古曾科所拥有的最明确最重要的材料是关于原子武器发展项目中有可能存在着间谍的材料，霍利斯的报告详细地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而“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埃里几乎就是一个脚注。霍利斯断定古曾科不清楚英国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古曾科弄错了，于是这件事就被埋掉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盖伊·利德尔却把这根线索挂在了脑海里，他在日记中对埃里的可能身份进行了推测。奇怪的是，直到利德尔的老秘书把日记交给我并请我保存，而霍利斯却下令将它销毁时，我才知道这一点。我再一次静下来思索，霍利斯下令销毁利德尔的日记是偶然的，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一九六五年我们设法从“维诺纳”中破译了一份新的电文，从而改变了“流畅”对埃里是不是“一张真清单”的评估。我们破译“维诺纳”信号的那个星期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开始的，这一天还收到一份给克罗托夫的电文，该发报人在电文中平静地讨论到，他要根据加拿大“邻居们”所面临的问题，对宝贵的“阿根图拉”采取预防措施来进行保护。这显然是指上周在加拿大发生的古曾科叛逃事件。我们已经知道，“邻居们”是克格勃用来指古曾科工作过的格鲁乌的一个暗语。克格勃没有理由害怕他在英国的任何间谍会被古曾科破坏。格鲁乌不知道克格勃的机密，而且不管怎么说，还有菲尔比在那里天天监视着所有预想不到的发展情况。
但是，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即一周的通讯工作的尾声时，电文的调子明显不同了。那种轻松的调子消失了。克罗托夫收到了如何与他的间谍进行工作的细致而详细的指示。只有“丛林接头’方式才能采用，而且会面要尽量减少，如果可能的话，一个月见一次面。
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莫斯科中心为古曾科的证词之含义而突然变得担忧起来？古曾科实际上是在两个星期前的九月五日叛逃的，格鲁乌差不多立即对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估计，并为那些他们担心会被古曾科出卖的人作了保护安排。九月十二日，彼得·德怀尔就把古曾科在加拿大告诉他的详细情况发回给了在军情六处伦敦总部的菲尔比，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克格勃突然开始变得很担忧。
答案在当时军情六处的档案中。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一份电报送到菲尔比的桌上。它第一次详细叙述了古曾科对代号叫埃里的间谍的描述，这或许是菲尔比第一次知道“军情之五”中有间谍的消息。我们在六十年代查阅了这份电报的原件，电报被折成四折，四周边缘很脏，仿佛曾在衣服里层的口袋里放过。菲尔比在收到电报两天之后签上“HARP”（菲尔比姓名的首字母）。显然，他在那两天之内取走这份电报，并把它给他在伦敦的俄国上司看了。档案中所有涉及古曾科案件的电报都不曾用这种方法处理过。显然，就是这份电报在“维诺纳”通讯活动接近尾声时引起了俄国人的担忧。
我要求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对克格勃从伦敦发往莫斯科的全部通讯进行一次搜查。我们看不懂这些通讯内容。我们仅有的“维诺纳”吻合是从莫斯科到伦敦的克格勃。萨德伯里告诉我，通讯总部发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在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他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份特急电报，因为同一线路上往来的电报都已为它让路。意义很明显——菲尔比在收到军情六处关于古曾科对“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埃里的描述的电报的第二天，发出了这份特急电报。
我们了解到伦敦曾经给莫斯科发过一封特急电报以后，就去寻找这份特急电报的回电。从莫斯科到伦敦这条线路上只有一份特急电报。我们一直无法确切地看懂这份电报。它的日期是在“维诺纳”通讯活动周的最后一天，由于它是以特急发出的，因而比其他的电报到达伦敦的时间要稍早些。一九六五年底，萨德伯里和我顽强地把这份电报攻下来了。我们猜测这份电报是对菲尔比那份电报的答复。我们把这种猜测作为一种破译的辅助手段。破译出来的电文内容是这样的：“领导已同意与邻居们商讨斯坦利关于他们在加拿大事务的材料。斯坦利的数据是正确的。”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坐在萨德伯里的办公室里对着译文发愣。它完全没有意义。起初我怀疑是不是我们弄错了，可萨德伯里把译文与“维诺纳”的另一面进行了核对，往返的电讯都完全能看懂，没有什么毛病。这份电报发出的时候，菲尔比正是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并在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着军情六处的反间谍领导人。莫斯科方面仿佛对菲尔比的情报产生怀疑，要不然他们有什么必要对它进行核实？斯坦利使克格勃陷入这种混乱的数据是什么？
只有一种解释才能说清这些疑点。克格勃一定不知道格鲁乌指挥的那个在“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当菲尔比转告了有关这个间谍的消息以及古曾科对他所造成的威胁时，克格勃只得取得“领导”，即政治局的同意，与“邻居们”格鲁乌进行商量，询问他们是否有这么一个宝贵的人在伦敦。当他们得知格鲁乌确实有这么一个间谍时，他们才意识到伦敦可能要进行激烈的追查，所以他们发回证实了斯坦利数据的电文，接着发出了加强安全的紧急指令。
可埃里是谁？他在哪里工作？他显然不是菲尔比或布伦特，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从来就不受格鲁乌指挥。我问过在西方的每一个俄国叛逃者，“军情之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肯定地说它是指军情五处，而不是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五处或别的什么组织机构。不管埃里是谁，他肯定是能够接触俄国人的档案的，那么就能肯定他是在处理这种材料的F 处，而当时在F 处的高级官员是罗杰·霍利斯，因此同样的疑点被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的指控所解开了。
“流畅”花了好几年时间试图解开三条有联系的线索的谜，它们是：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古曾科的“埃里”和“维诺纳”的八个匿名者。三条线索都出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那一周中，是米切尔还是霍利斯？都是，还是都不是？三条线索之间的相似之处十分神秘。“代理领导人”和埃里都是指向两个相同的人，但第一项指控是对克格勃的，第二项指控是对格鲁乌的。“维诺纳”有八个间谍；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提到有七个在伦敦，两个在外交部，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麦克莱恩已在华盛顿呆了一年，因此他不可能是外交部那两名间谍之一。伯吉斯大概是其中之一，因为他当时正在外交部的新闻司工作。在其他人当中，最大的可能仿佛是克里维茨基说的“伊顿和牛津”外交部间谍。一九五一年麦克莱恩濒临落网时，菲尔比曾利用外交部这名间谍来转移军情五处对麦克莱恩的注意力。
可英国情报部门的五个间谍呢？一个是菲尔比，另一个是布伦特，第三个是凯恩克罗斯，朗在理论上可能是沃尔科夫所说的第四个间谍，可他当时不在伦敦。既然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德国，那么他不可能是“维诺斯”八名匿名者之一。剩下的一个沃尔科夫的间谍——“代理领导人”尚未解决，还有四个“维诺纳”匿名者，其中一个被假定是“代理领导人”，另一个是沃尔科夫所说的第二名外交部间谍。
“流畅”的第三项指控是斯克里普金案件。这是苏联驻东京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他是克格勃的中校。英国海军情报部门在一九五三年秋与拉斯特沃罗夫取得联系，并开始同他商讨他的叛逃问题。拉斯特沃罗夫最终同意过来，但条件是要直接去英国的殖民地，如去澳大利亚，而不回英国。他说他不愿回英国，是因为他知道英国情报部门被渗透，但他没有进一步地详谈。海军情报处安排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运输司令部的飞机，把这位克格勃的官员从东京送到新加坡，打算在那里把他移交给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联合机构（远东安全情报处）。拉斯特沃罗夫并不知道这些计划。不幸的是，当飞机滑行到跑道的尽头时，一场暴风雪袭击了东京，飞机不能起飞了。在等待暴风雪稍小的时候，他从机组人员的闲谈中得知飞机是去新加坡而不是去澳大利亚。他吃了一惊，便逃离了飞机，跑到美国大使馆，叛逃到他们那边去了。
以后中央情报局报告说，拉斯特沃罗夫进一步详细提供了他认为的英国情报机构被渗透的理由，他说他的朋友斯克里普金中尉曾在一九四六年在远东与英国人有所接触，并提出要叛逃。斯克里普金打算先回莫斯科，带上他的妻子，然后在下一次出国时叛逃。但是，斯克里普金回到莫斯科后，克格勃对他有所察觉，两名假装在军情六处的官员来同他接头，于是他暴露了自己，结果在审判后被处决。
我们在档案室里查找斯克里普金的材料时，发现这里确实有他的一份档案，里面还有远东海军情报处关于斯克里普金叛逃的两份报告的复制件，一份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另一份是一九四六年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