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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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全传-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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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东北的14年间,张作霖墓地屡遭严重破坏,成了一片废墟。
  1979年,辽宁省政府根据文物保护政策,拨款重修“元帅林”。整个墓地坐北朝南,由方城、圆城、墓室三部分组成。圆城南大门内新铺游览的甬道,建一花坛,外围栽植上千棵果树。台阶两旁有高耸的华表和一对石狮。台阶尽头,翁仲对立。墓室内浮雕飞天,汉白玉的盘龙、瑞兽翊翊如生,顶上有日月星辰。
  重修“元帅林”后,留在大陆的原张学良旧属卢广绩(96岁)、刘鸣九(91岁)、荆有岩(91岁)、郭维城(78岁)、张庆泰(8?岁)、吴家兴(8?岁)、杨志信(8?岁)于199?年4月18日联名写信给张学良,邀请他回乡移葬张作霖。信中写道:
  汉公钧鉴:
  岁次庚午,适逢我公九十高龄之期,南望云天,别情离绪,实不胜怆然。所幸苦难之祖国日趋振兴,统一之局面为期不远。大陆人民,特别是公之旧属亲朋莫不衷心默祝,深盼能不放过我公一生之惟一之九十寿诞,为公当面祝南山不老之寿,借叙离情。我公亦可假此机会探视(扫墓(葬先人。公曾一再亲口说过,先大帅壮烈遇难,简葬辽西,尸骨未寒,其灵柩必须由公本人安葬辽东。铮铮斯言令人难忘。现驿马坊旧坟地,已由锦州市和令孙大壮出资修葺,元帅林新墓园一直由抚顺市政府负责,保护完好。移葬条件已具备,只待我公亲临主持,如此良机实不可失。我等深知我公一向谦虚大量,但对此办寿扫墓探亲移葬之奉当允不辞也。对此台湾当局亦当本人情大义不予拒绝。引领神驰,不尽欲言。谨祝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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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营葬(2)
此信寄给台湾著名大报《中国时报》社编辑部转交张学良,但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没有接受邀请回乡。同年1?月9日,张学良复信卢广绩做了答复。信中说:“寄来剪报及报纸均收到,多谢!最近甚忙,迟迟未能复信,请原谅。请代为问候各位乡弟。”
  信的抬头称卢广绩为“广绩乡弟”,实际上卢广绩长张学良7岁,应当称“乡兄”才对。也许是分别半个多世纪,张学良记忆模糊搞不清楚谁大谁小了。
  现在回过头来说,“九一八”事变打断了张学良安葬父亲的全盘计划。张作霖的灵柩停在东关竹林寺无法入土为安。一直到1937年6月3日,即张作霖遇难身亡第九个年头的前一天,才由在伪满洲国中任职的原张作霖旧属出面,将其安葬在辽西黑山县驿马坊(今属锦州市,距城区约39公里)。
  

继承父亲霸业
说完张作霖安葬的原委后,我们再回头叙述1928年夏季的东北政治军事外交局势。
  随着张作霖死讯的公布,东北军政最高长官人选的确定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按照封建军阀集团家天下的传统做法,嫡长子继承父位是天经地义的准则,张作霖生前不遗余力培养张学良,这是奉系集团成员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早就以“少帅”闻名全国的张学良,应是新统治者的法定人选,但并非惟一的人选。当时,鉴于张学良过于年轻,奉系一批老人竭力拥戴老成持重的张作相为领袖,另有少数人支持有“小诸葛”之称的杨宇霆。日本人在占领东北的阴谋失败后,这时又在继承人问题上大做文章,推波助澜,在张学良(张作相(杨宇霆之间制造矛盾,弄得一时间谣言四起,飞短流长。
  吉林省军务督办张作相,祖籍直隶深州,1881年生于奉天义县,是张作霖的绿林老伙伴、结拜兄弟。在张作霖的早期绿林伙伴中,张作相享有“忠厚”之名,是奉系军阀集团内部的一味“甘草”,在张作霖与其集团成员中起着调和阴阳的作用,张作霖也很尊重他,在东北军界、政界深得人心,资历和声望俱佳,是有力的人选。
  当时,张学良只掌握部分兵权,才使用手腕谋得奉天省军务督办之职,基础尚未巩固,如果公开与张作相争夺,不一定能成功。因此,在6月24日举行的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会议上,张学良以退为进,谦逊地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司令,自己只任奉天省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省继承父业的张学良骑马阅兵保安司令。
  张作相对张作霖一直忠心耿耿,自然不愿辜负老帅。而且,他自知无力应付当前的复杂局面,认为张学良年少有为,培养的新派势力雄厚,一定能够担当危局,应付内外,保持东北的团结,继承父位顺理成章。所以,他力辞不就,并推举张学良为总司令。他当着大家的面,对张学良说:“汉卿,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作为奉系中老一辈最有分量的人物,张作相这一番话,等于一锤定音,解决了张学良的继承权问题
  7月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再开大会,张作相恳请辞职,并全力推举张学良。最后,大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司令。
  7月4日,张学良宣誓就任本兼各职。23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宣告成立,推举张学良任委员长,统一管理东北各省区所有内政外交重大事务。至此,张学良继承父位,取得了东北最高权力,主政东北,成为第二代“东北王”。此后,东北进入了所谓的少帅时代。“少帅”这一非正式的、但极为流行的称呼,才算是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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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住压力易帜(1)
张学良继承父位、主政东北后,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轻松自在。在显赫的权力和令人眩目的威风背后,是几乎使他不堪重负的责任。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是继续走父亲的老路,在日本的扶植下,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的独立王国?还是毅然易帜,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张学良必须首先做出明确抉择的最重大问题。
  第一条道路,对于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来说,基本上没有考虑的余地。他少年时代就痛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东洋观操萌生了抗日的志向,及至皇姑屯的爆炸声敲碎了他心中残存的对日本的最后一点幻想,形成了坚决抗日的思想。父亲一生对日本人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从不公开得罪,基本上保持了合作关系,仍不免惨遭毒手。如果自己还和日本合作的话,岂不是比父亲更容易被暗杀吗?严酷的现实使张学良深深认识到,绝不能再走父亲的老路,绝不能和侵略者合作。企图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求得东北的发展,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迟早会使东北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
  第二条道路,与张学良早先息内争御外侮的主张正好吻合。张学良一向有国家民族观念,主张国家统一。他既已决定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就必然要承受来自日本方面的强大压力,甚至要冒与日本直接对抗的危险,但光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一国,要想免除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因此,张学良就任不久,即于1928年7月1日发出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绝不妨碍统一,并派遣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等人前往北京,与蒋介石及其代表商谈东北易帜的问题。
  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京津地区,结束北洋政府长达16年的统治。不久,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使得关内地区都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只有东北四省仍悬挂五色旗。这样,东北的归属问题就成为南京政府能否统一全国的焦点,中外瞩目。蒋介石担心出兵关外必遭日本干涉,酿成第二个“济南惨案”,因而也力主和平统一。
  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位集团军总司令在北平(6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市改为北平市——笔者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祭告孙中山典礼。典礼结束后,在北平召开善后裁军会议。在此期间,蒋介石亲自接洽处理东北问题。
  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王树翰等于7月10日下午抵达北平,即由何成浚、蒋作宾陪同前往香山拜会蒋、冯、阎、李四位总司令,洽商一切。
  此前,东北方面对于和平统一问题提出过如下的条件:(一)东北政治分会由张学良任主席;(二)国民革命军不进入东北;(三)南京政府不干涉东北军政;(四)南京政府不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五)热河划归东北。
  而南京政府方面提出对案则是:(一)奉军出关;(二)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三)服从三民主义;(四)东北政治分会主席由国民政府委派;(五)东三省归第六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委派。
  关于东北易帜问题,在北平的四位总司令意见并不一致。张学良自述说
  我派王维宙(树翰)为代表赴北平进见,并陈述服顺中央之志愿。会谈席间,冯玉祥对王说:“东北军军备甚丰,须缴出步枪若干万支,炮若干百门,而后才能谈投降的问题。”王维宙徐徐答称:“我本文人,对于军事不甚知晓,不过听说冯先生所索要的武器可能是有的,但现在车辆缺乏,交通不大方便,运送如许多的东西,有点困难,还是请冯先生自己到关外去取吧!”王维宙即拟退返奉天。夜间,蒋主席单独约王谈话,对王言:“你不要听冯焕章(冯玉祥字)的那一套无谓的言语,政府大计是由我负责主持,不必归去,我们要从长计议。”遂派何雪竹(成浚)、张岳军(群)同王商谈,蒋主席派何雪竹、方本仁、吴铁城先后来到奉天,组成东北政府分会,中央任我为东北政府分会主席,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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