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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厂里转一圈儿，就觉得这牙一阵阵疼起来，晚上左边嘴巴子就肿起来，嘴丫子也鼓起两个大泡―能不上火吗？
那时那人可不是给官就当，越大越好呀。
可你能讲困难吗？讲困难还能干革命吗？
那时就是三条：一肯干，二肯学，三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这后一条最重要。只要想着人民，人民群众就会信任你、拥护你，就没有过不去的沟坎。过去不会打仗，在打仗中学；现在不懂建设，在建设中学。用毛主席的话讲，我们不但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资本家厂长跑了，剩下个厂长助理，姓云，40来岁，懂技术，会管理。许多老工人告诉我，这个人不错，你可以用他，原来的厂长就靠他。我找他谈话，实话实说，我不懂生产，要拜他为师，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就靠他和工人了。厂子搞好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会亏待他；他若是糊弄我，我也不客气。他说，胡代表，你放心，我拥护共产党，也爱这个厂子，厂子垮了，我也没饭吃。
这个人挺实在，也肯干，经营管理上有一套，那几个月没他还真玩不转。
一次从军管会开会回来，正赶上工人下班，在厂门口排长队。都是女工，两个年长的女工逐一搜身，从头摸到脚，手里的饭盒也要打开看看。搜完一个，放行一个。我看了一会儿，让那两个女工停下，强压住火气，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再也不准对我们的工人搜身！
回到办公室，还未坐下，云助理颠颠跑来了，见我真火了，吓得站在那儿不敢说话。
我说，解放了，工农翻身了，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怎么还搞这一套，对工人搜身？这是侵犯人权，侮辱人格，你懂不懂？
大冷的天，他脸上直淌汗，连说，懂了，这回我懂了。
真懂假懂，真不好说，但他肯定不是故意作对，让我难堪。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少有不搜身的，多少年了，都习惯了，好像天经地义就应该这样了。他像我一样，一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就把这事疏忽了。
我让他坐下，说：也怪我官僚，半个多月了，还不知道有这种事。偷烟丝不行，该罚就罚，屡教不改的可以开除，但不能搜身。今晚咱们核计核计，想想办法，弄出几条措施。还有，你再想想，明天咱们再找工人谈谈，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反正就是一条，过去资本家欺压工人的那一套，都得废除掉，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香烟原来叫个什么名字来着？你瞧这记性，刚才还在嘴边呢，就是个富贵，发财的意思。我说把它改了，就叫“解放”；“解放”牌香烟。
云助理寻思一阵子，说：胡代表，我觉得还是老牌子名气大，有市场。
开头，他对我言听计从，我说什么他都“是”、“是”。我说这不行，我是外行，生产技术上的事得多听你的，咱们都是为烟厂负责。说他几次，逐渐就放开手脚了，敢对我说“不”了。
后来，我们商量将以前香烟的牌子改为“解放”牌。顾名思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大家都抽“解放”牌香烟。
“解放”牌香烟很快就生产出来了，那天厂子里敲锣打鼓开庆祝会。那时陶铸是沈阳市委书记，一次开会还表扬烟厂，讲了两个“好”：落实政策好，恢复生产好。
两个月后，军管会把我调到一家油米加工厂。刚解放，市面上什么都缺，食油也缺。那厂子停产大半年了，设备残缺不全，挂满蜘蛛网，老鼠往人裤简里钻。又是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天难得吃上三顿饭，也不觉得困呀饿的，那时那人劲头足呀，压力也真大呀！
第二年8月，四野已经打过长江了，沈阳市抽调100多人，有我一个，组织“东北干部大队”，由李大章带队，进关接收城市。之前已经抽调几批人进关了，也不知去了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坐火车到北平，又到南京，然后车呀船呀步行呀，10月底经贵州遵义到了四川宜宾，把我和几个人留在宜宾，其余都分到川南了。
先让我到发电厂当军代表，接着是造纸厂、电池厂，打一枪换个地方。厂子恢复生产了，我就知道该换个地方了。那时最缺的就是干部了。前边部队每天都在解放城市，接收一座城市得多少人呀。各地解放区都往刚解放的城市调干部，南腔北调的。东北解放得早，城市多、工厂多，有接收经验，受欢迎，到哪儿大都是骨于。那时最重要的是恢复生产，看你那儿机器转动起来了，赶紧给你换个地方。
1950年春，宜宾市成立工会，我成了第一任工会主席，那时连放张办公桌的地方也没有。就我和一个警卫员，他挎支驳壳枪，我背支手枪，还有个文件包，里面有只刚刻的公章。一会儿这个厂子，一会儿那个厂子，一天也不知走多少个地方，我们俩到了哪儿，人们就说“工会来了”。
张林苏老人的家，在武汉洞庭街61号，解放前为法国驻武汉领事馆。老人中等个头，穿件紫红色手织毛衣，文雅，娴静。客厅正中电视柜上方墙上，挂着她的丈夫刘惠农的遗像。刘惠农生前最后一个职务是湖北省顾委常委，武汉解放时为中南局交通部主持工作的第二部长、党组书记。
老人说：
我们是从哈尔滨来的，200多人的南下干部大队，张平化带队。张平化是哈尔滨市委书记，来武汉当市委书记。惠农是辽宁省军区副政委，我提哈尔滨道里区委组织部长，3个孩子，大的8岁，小的两岁，都留哈尔滨了。一路汽车、火车，武汉解放当天下午，我们就进来了。
我到航政局秘书处当副处长，个把星期能和惠农见次面就不错了。
武汉人称“九省通衙”，上至豫陕甘川，下至湘粤滇黔，物产大都经由武汉转销各地及海外。可当时的武汉三镇成了孤岛，一是周边农村还未解放，二是敌人撤退时，把交通破坏了。粮食和原料进不来，不能恢复、发展生产，恢复交通就成了当务之急。
恢复交通得有人呀，人不缺，失业的很多，什么人才都有，我们航政局却招不上来。码头上黑社会势力大，被他们控制着，找工作得向他们交钱，许多工人、船员还顶着死人的名义上班。我们贴出告示，要冒名顶替的人登记，恢复本姓本名，保持原职原薪。一个黑社会头目到我办公室，吵闹、威胁，我去找工会主席李义，召开职工大会，面对面开展说理斗争，为工人撑腰。
那时有种过左倾向，一些工人觉得这回咱们解放了，就得把资本家打翻在地，再骑到他们头上。有的干部习惯了打土豪，分田地，也想把这一套搬到城里，这不行。能开工不开工的，继续欺压工人的，要斗争。工人翻身解放了，资本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他想好好干，扩大再生产，工人阶级就要以主人翁的态度，鼓励他，团结他，与他合作，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大家和国家都有好日子过。你把他斗垮了，分光了，你不也失业了吗？
有个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老板，跑长江的客货轮近一半是他的，要破产了。咱们就借给他钱，给他找活，扶持他继续运营，很快就火起来了。
胡真一老人说：
宜宾市成立工会，借个电影院开大会。我讲话，说咱们工人要团结起来，和坏人作斗争，斗争要讲政策。会场里有人站起来喊，xxx是个把头，现在混到咱们工人阶级队伍里来了。有人就喊把他拉出来，一会儿拉出来8个，靠边站一排。从沈阳到宜宾，我当过几个厂的军代表，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呀。放了吧，打击工人的积极性；不放吧，哪能这么抓人呀，这不明摆着违反政策吗？
开完会，我就往市政府跑。市长李英九听了，赶紧打电话，让马上调查，没什么大问题马上放人。放下电话就给我作揖，说：我说你这个胡主席呀，可别再给我胡来了！
沈辉，黑龙江穆棱县人，当年和张林苏一起南下接收武汉，离休前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总务处长。
老人说：我原来是邮电局的话务班长，到武汉就分到邮政局。邮政系统黄色工会挺猖撅，由国民党特务操纵。把特务组织破获了，黄色工会垮了。把我调去水运工程学院―那时叫“武昌国立海事职业学校”，咱们接管后改称“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交通部交通学院”，刘惠农部长兼院长，副院长曹海波也是南下干部，原是哈尔滨市委直属党委书记。
国民党在交通系统潜伏不少特务，长江那船有时还没开呢，船上装的什么货物，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敌人就知道了，派飞机轰炸。中南局―那时还叫中原局，下很大决心搞好这所学校，培养咱们自己的人才。
校长跑了，剩个副校长临时主持工作，学生和老师基本都在，学生200多，老师20多。我们进去时，校园冷清清的，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时那人就是等待、观望了，等着共产党接收，看共产党怎么对待他们，能把学校搞成什么样子。
〃8点上班9点到，10点看看报，11点把茶倒，12点回家看太太。”这是我在邮政局军管时听到的一句话，说的是国民党时期那种人浮于事的衙门作风。许多人就是从这种对比中，看到了咱们的八路作风，看到了新中国和自己的前途，开始靠拢共产党的。还有一条，就是真诚，实事求是。
记得刘惠农院长第一次讲，你们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或将成为这样的人才，国民党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可你们留下来了，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今夭我就讲几句，欢迎，欢迎你们留下来，欢迎你们为新中国效力，欢迎你们给我们出主意、提建议。管理这样的学校，我们还缺乏经验，有不对的地方，一定要帮助我们指正。在座的各位老师，不光是学生的老师，在这方面也是我们的老师。
那时我在政治辅导办公室当辅导员，主任是程志，吉林榆树县人，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