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碍，出口、进口贸易的多寡受交通制约的关系。
内地所受交通的制约。五年来铁道建设所受北洋官僚的压制，债务转嫁人民头上的祸端。孙先生寄望于国会种种……
全文仅*百字，头头是道，援笔成文，具立言不朽之意。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
但是昏头昏脑的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梁启超此类人，气质心胸，实难及中山之万一。中山先生伟大，量如沧海，陈炯明等欲叛变，其迹甚明，多人告之，先生不以为然，认为陈氏必不至于此。至炮轰观音山后，先生对其重新接纳的条件，仅仅是一纸悔过书。而陈氏犹骄悍作态，最后成为孤家寡人。
辛亥革命后，先生自海外归来，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迎接，旋至沪。陈其美、黄兴来迎，商建政府，举先生为总统。章太炎放话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指其妄言。章氏又撰口号：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盖章以革命名宿自居，耻不获闻大计，其在东京破坏军器密输之举，党未深罪之，章氏仍不自安，阴怀异志。立宪派阳逢迎之，太炎暗喜，辄为他人操戈。
如太炎者，未老而已糊涂，老顽童顽劣之气不改，甚而越聚越深。
马君武说，总理的思想很高超，而这种思想的得来，完全由于他的努力读书。他可以说是手不释卷的人。医学、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尤其喜欢看战史。中国战史中，他很钦佩李秀成解南京之围那一段。李秀成用兵打杭州，一路扫过去，势如破竹，再由杭州打回南京，终于解了南京之围。（《马君武文集》474页）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6）
他看过的名著，大都分送给身边追随的助手，马君武就得到他很多的书籍，很珍贵地藏在上海吴淞家里，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连他学生时代积累到后来的藏书，通通挨烧了。
同盟会会章的起草人，是马君武、陈天华、汪精卫三人（《马君武文集》472页）。
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期间，气氛热烈，他身边投效革命的年轻人很多。像马君武等，刚从欧洲回来，赶到武昌城下亲冒矢石，又赶到上海欢迎孙先生，再转南京出席会议。“正是三十年华，英气蓬勃。连夜赶回南京，一路叫着*万岁，喊得声音都破。但那时精神很好，一切应付裕如”（《马君武文集》469页）。
马君武说：“民国成立的时候，总理要让位给袁世凯，自己去办铁路，这件事，胡、汪都说不要紧，而我坚决反对，因为我看准了袁世凯是个坏人。但总理去意已决……跟总理出来，大家都是一肩行李，两袖清风。到了上海，我又给总理派做秘书长。
民国元年总理重到日本去，王亮畴、戴季陶和我一班人随侍在侧。那时候日本的欢迎者热烈极了。来欢迎的人们和车子，直使路为之塞。据说为日本人欢迎外宾空前所未见。”（《马君武文集》475页）
马君武以为，中山先生的伟大，在勤于求知，他频年奔走革命，稍有空闲，便又浏览各种书报，学问渊博精深。他的主义、政纲、政策等，目光何等远大。他待人接物都是推心置腹，不记私仇。就是公开反对过他的人，表示服从之后，和先前一样待遇。
知人善任。对于用人，并无亲疏贵贱之分。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能做什么事，所以当时的革命志士，望风景从。因此“孙君具有一种魅力，能使欧美之士无论其居何种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马君武文集？孙总理》）“革命事业三事，军事、外交、财政。孙君虽非军事专门家，然其最近十年所专研究者，为战术学，屡起举行革命，富于经验。至于财政和外交问题，则我敢断言，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矣。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记孙文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247页）
柏文蔚记孙中山先生过天津时遗言：北洋军人全不可靠，我们应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组织军队，非根本解决不可。
孙先生实在是不亲干戈之人，如中国症结可以政治解决的话。动刀动枪，实为迫不得已。
胡汉民在临时总统府时期，统筹秘书班子，文件大小他都要过目，四面八方来求见孙中山先生的他都要先行见面接待，他就睡在孙先生寝室的外间，每天晚上梳理白天的重要事件报告孙先生。孙中山助手中，如陈其美、胡汉民等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幕僚。
他的秘书——整个大秘书班子有庶务长沈某自称内务大臣，招摇于外，强征民间的车马，胡汉民就让江苏都督将他拘捕。沈某的继任者就是应夔丞，他还兼任卫队长，飞扬跋扈，胡汉民也将其抓捕，并欲杀之，被孙中山制止，只是解除其职务。当时的参议院中，同盟会籍议员占大半，执著于三权分立之说，好持异议。譬如有些人说，定都南京那么远怎么控制东北呀，不等于放弃吗？此类言论以章太炎、宋教仁为代表。当时南京如开追悼阵亡烈士大会，章太炎居然撰写对联讽刺：群盗鼠窃狗偷，死者当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毕竟虚言。胡汉民认为这是公开的反革命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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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人来求济于政府，孙中山先生批给20万元，胡汉民马上到财政部拨款，可当时的金库里面只有10个大洋。当时战火纷飞，临时总统府的行政令不出都门半步，政府各部亦仅备员名义而已。可见当时作为秘书的也真是困难重重。
另外一件事情，则特别显露了秘书班子对个人性格的制约。胡汉民提倡朴素、简易的民风。当时要地北方将士出文告，由总统府秘书雷铁厓撰稿。胡汉民认为他用词艰深，就说，这个是要让普通士兵都能看得懂的，就像棉被、稻谷一样是非常普通的东西，而不能是罕见的山珍海味。于是否定了他的文稿，让另一个秘书任鸿隽重拟。雷铁厓非常愤怒，拂袖而去。并有诗句说，八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胡汉民认为这是名士气太重，很难做好行政工作。
关于这件事情雷铁厓另有说法。雷先生也是老同盟会员，资格几乎不在胡汉民之下。
关于这段时间的秘书工作，胡汉民说，张謇推荐了十几个人来总统府做秘书，胡汉民一个也没录用，于是张謇就在上海一带扬言说，胡汉民善于揽权，好像一个第二总统。当时汪精卫说，他们骂你，等于是赞扬你非常负责呢。
张发奎对胡汉民的看法深透入骨，“学问渊博，责任心强，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简朴，但他心胸狭窄，没有孙总理的气度”。
至于汪精卫，“软弱无能，作为行政院长，他本身没有主意，不敢对蒋先生进言，却又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到了抗战民族危急之时，他还“把自己对蒋先生的仇恨，放到民族大义之上了”。
“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李宗仁*》上卷）
“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借，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李宗仁*》第32章）
李宗仁此种看法，多少暴露汪精卫性格弱点，只适合在幕僚地位辅佐，不宜做主官以控制全局。问题是中山先生辞世后，汪氏心理却已膨胀，个性、智力和时势、他人形成剧烈拉扯，他的悲剧也就到来了。
伪政权时代，被周佛海等人先拨弄、后播弄，实在是有苦说不出。硬着头皮去做，往往事与愿违。一切都是那么的勉强、支绌。所以汪晚年要说：“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何处不怨尤。”
若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之属，当中山先生去世后，他们谁也不服谁，各有所长，智慧无法像孙先生般予以超越，德量更无法像孙先生那样涵容服人。几个便打杀开来，而蒋先生以权谋手腕领先，其余便各个分化，至汪投敌，意气成分很多。唐德刚先生的《书缘与人缘》，对汪兆铭有一大处把握的总评：“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道德大于政治的。其实他的伪政权并未做太多的坏事，他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前往南洋作战，且不无可记者。汪氏之劣迹，是他破坏了民族道德——他不该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于抗战最艰苦阶段，谬听老婆之言，反身投敌……他们一旦投敌，乃把我们这个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适；而人类渣滓的汉奸，则个个手舞足蹈，理直气壮起来。汪氏在历史上的罪恶，莫有大于此者。”（广西师范大学版《书缘与人缘》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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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幕僚助手，胡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