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家眼中的金融危机:重新发现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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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家眼中的金融危机:重新发现凯恩斯-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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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假说(2)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寻求这种途径研究经济学?可能有两种动机,第一种是希望利用经济现象的可测量性建立起经济学科的优越性,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更为根本的动机,在我看来,是对政府的痛恨。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形成了理性预期假说,以揭示政府对市场过程的干预是徒劳无益的甚至会产生弊端。旧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工资和价格是完全弹性的,那就不会出现持续的失业。但是他们承认人们对未来事件普遍不知,所以对变化会出现较慢的调整过程,因而失业会持续一段时间,政府出手干预提供就业有其正当性。接下来我们看看如果抛弃了未知假设,会发生什么情况。假设每个人都对未来发生的事件掌握充分信息,那么迟滞就会消失,由于大家对新的状态有所估计,所以工资和价格都会立即调整到新的状态,人们有准备为服务设定和支付新的价格,即使在短期也可能不偏离实际的长期价值,格林斯潘所谓的“低估了全球风险的价格”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人们总是选择了他偏好的处境,所以政府再要努力改善他的境况也会收效甚微。非自愿失业和非意愿失业这种怪现象就被排除了。如果我们看到有失业发生,那是因为人们自己选择放松。政府不该涉足去揣摩个人的喜好,这就是理性预期革命的含义。
  相信理性预期假说的经济学家搭起了复杂高深的学术构造,起始点是凭借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状况,我们对未来事件拥有广泛而精确的认识,有了这些认识就意味着经济行为人在预测未来时不会出现一连串的失误。它排除了大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大危机的发生是始料未及的,由于它们以前从未发生过,所以也就不在我们掌握的已有信息范围中。但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信息量和我们掌握信息的能力都在不断扩展。
  理性预期假说包含两大正式命题:理性个体在形成预期时,有效地利用了所有的可获取资源,这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方式一般而言和生成预测的模型是相吻合的,随机休克意味着他们的预测只在一般条件下和模型相符。人们会不断犯错,但如果这些信息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取,且是独立的,那就没有理由认定这些信息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造成偏差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模型有问题。这就引到我们接下来介绍的第二个命题:个体在预测时用到的经济模型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经济是按照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在运行。模型预测宇宙长期呈稳定态势,凭借着过去和现在,未来可以被昭示。如果没有这些假设,我们准确预测未来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受到约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模型是正确的?答案是经济理论和模型的世界和达尔文的学习过程是一样的,差的模型,也就是那些模型预测和发生的事件不相符合的模型都被淘汰了,如同自然科学中的规律。不奇怪,正确的模型就是那些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钟爱的模型,理性行为归结起来就是对未来事件的预期和芝加哥经济学家的预测一模一样。
  信息的有效利用和事态的稳定这两种假设要求我们只有具备足够的信息量并且信息具备可预测性,我们才能基本做出正确的预期。但是我们的预期所基于的一套信息总是在不断更新,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时间点作为基准去改变预期。如果你认为你会改变预期,你已经改变了,那么未来你就不会再改变。今天的股价是根据今天收盘时的信息对未来的股价做出的预测。代理人能在t时点对t+i+j时点的变量值做最好的估测是取它的中间时点值t+i,也就是说,我们找不到可以决定预期改变过程的基础。 。。

理性预期假说(3)
完全理性假设的应用反映在“代表性主体”模型的广泛使用。既然所有的主体都是理性的,掌握着同样的信息,那么整个经济就应该被看成一个个体决策的结果,这样就大大方便了数学的使用。最近的一些研究对这一假设的严谨要求有所放松。但是,经济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很少会冒险投入现实世界,研究异质化的经济主体。
  理性预期假说的信奉者并无意于用它来描述人们的真实行为,罗伯特·卢卡斯一直强调他的模型中虚构的成分。理性预期模型的预测性是出了名的差,发展这一理论是为了解决一个抽象问题:要达到市场完全有效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条件?效率永远是经济的规定目标。如果达到市场有效的信息条件可以被明确,而且通过一段时间可以被实现,那么贫穷就会被消灭,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就自然消减。所以经济学家要创建的是一个具有完全效率的柏拉图王国,要求有人类的计算能力和事态的稳定特性做足够的保障,为建立经济理论铺设一个可靠的基础。可惜,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甚至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会区分逻辑陈述和现实描述之间的差异,理想预期假说恰恰顺水推舟地接纳了这一模糊性。
  尽管主流经济学家都坚守理性预期假说,但他们的信仰程度有所不同。在“严格”的理性预期假说中,所有的资源总是被充分利用的,没有非自愿失业这一说,只有对工作或休息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观点对政策产生的重要意义是,政府“刺激”政策不仅不会产生刺激,它们甚至会造成更坏的结果。新凯恩斯主义者也接受理性预期假说,但他们同时还承认“摩擦”的存在,摩擦会阻碍市场及时调整到新的状态,这也就使得他们会提倡政府干预以改善结果。
  在思想发展史上,理性预期假说混合了启蒙运动的理想科学展望和美国民主的从众特征。理性预期假说是在18世纪“科学的”经济学刚刚开始萌芽时从经济学科中酝酿出来的,当时这一学科一心指望着用数学来赋予经济学以科学的生命。理性预期的演变还和美国梦的民主特点相关,代表着谋求自利的美国万众之意见的市场对民心的把握远远胜于政府,在美国,消费者即上帝。理性预期假说的追随者愿意强调理性诉求的民主性。大数规律告诉我们,群体人数越多,它的平均数就越能代表最优选择,政府是不可能去改善大众智慧的。
  持理性预期假说的经济学家一直很在意为维护市场的自由找到依据,然而,理性预期假说还是中央政府计划经济梦想的解决方案,回想一下20世纪60年代苏联数学家们设计出了庞大的线性规划,为的就是让他们的计划经济具有理性。理性预期假说的关键假设不是完全竞争,而是完全信息。如果当时苏联有能力集中现在在开放的市场随处可见的所有信息和计算力量,那么在技术上就没有理由指责苏联用理性预期假说推断的决策不具备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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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接受纯粹的理性预期假说,认为市场总是平衡的,需求总是等于供给。但如果市场总是平衡的,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经济周期呢?理论界前辈的解释是工资和价格对“经济休克”的回应比较缓慢。消费的改变使经济背离了原有的均衡,但工资和价格的粘性使得经济又一时难以达到新的均衡。虽然工资和价格不能做出及时调整,但总产量能。理性预期假说声称这种调整是极为迅速的,所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认为周期的发生不是因为暂时偏离了最优的产量水平,而是因为潜在产量水平发生了波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是因为贯穿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力出现波动而造成的。经济衰退和经济繁荣是市场对真实经济环境中出现的变化在做有效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理论被称做“真实”理论的原因。这些变化可能包括石油价格变化、政策变化、气候变化等。
  比如,我们假设技术变革的速度开始放缓,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就会下降,当这些发生时,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会下降。人们会对这种变化做出理性的反应,要么继续拿着低工资做同一份工作或换一份工作,要么就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因此,实际的波动就会通过经济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做出的有效反应形成周期的起伏,这种模式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当一系列新的创新或发明出现时,实际工资就会上涨,人们又会更多地从事工作,产量也就随之上升。当技术发展步伐放缓,工资就会下降,人们就会选择减少工作,从而导致产量下降。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繁荣和衰退。和理性预期假说一样,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也标榜市场即使是在没有规整的条件下也是有效的,很明显,对市场的规整越少越好。最近几年来,经济学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开发所谓的真实经济周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其主要的特点就是引入更加复杂的数学为决策建模。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组对话中找到盘踞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学家脑中的对“真实”波动做出“有效”调整的例证。这段对话发生在真实周期理论的高调倡导者罗伯特·卢卡斯和荷兰学者克莱默( Klamer)之间,时处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美国的失业率是:
  克莱默:“送我来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尽管是个会计,但他在开车,因为他找不到工作。显然他很懊恼。似乎很多人都这样。”
  卢卡斯:“如果他现在在开车,我就会把他叫做出租车司机。”(笑)
  克莱默:“但他是一个懊恼的出租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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