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定会向下宣布，师长要亲来做我们的预备队，官兵听了，又该如何激动，一时斗志如虹，有似二十余只猛虎，一涌收复失地，亦即激励斗志，最有效方法。
培育官兵旺盛斗志（2）
第三种敌人为友军。在同一战场上，友军不与我合作，危急时更不会支援。待我一败，彼向上一通谎报电文，因我之败，危及其本身。为安全计转移阵地，脱离战场一走了之。其实，他这一动，反而是弄巧成拙，部队必陷入不战自乱中。敌人只要稍一袭击，则因乱而溃。我主张，战场上应制定横的责任制度，见友军临入危境，或友军请求支援，而不自动驰援者，以避战论。
第四种敌人乃部属。阳奉阴违，逃避责任，想尽方法不择手段欺骗、谎报、避战，只求苟安一时。
第五种敌人系自己。违背良心，不尽职责，投机取巧未能以身作则，诱导部属与敌做殊死战，完成我军人保国卫民之天职。
国军致败之一绝症，乃未能奋战，而且极易自乱。其因起源于战场上所发生的一点小变故，下级未能适时善于处理，又不敢上报请求支援，自己又稳不住阵脚，乱象逐渐扩大而溃，以致星火燎原。国军无数次战役中，小部队作战小乱，大兵团作战大乱，甚至于有部队未战先乱者。战乱期间徐蚌会战，我百万大军乱成一团糟不可收拾。此后，全国无战事，国军遇敌则逃，弃甲曳兵而走。正为古人所形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兵败状况。兵败如山倒，以致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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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顾忌、战无束缚
衡阳之战，我第十军以极端劣势兵力火力应战，其所以能与强敌血战四十士昼夜者，乃本身绝无以上诸弊端。上下和谐，无压无诈，将士用命。而最难能可贵者，战况在任何惨烈演变中，官兵各守岗位与敌以死相拼，绝无自乱者，故全期之激战中，我阵地曾被敌突破六十次以上之多，官兵绝不混乱，稳如山岳，上下坦诚合作，且能迅速收复失地，皆化险为夷，最后三天，敌虽由一九○师阵地突破一角，冲入城内，我第三师、预十师、一九○师、一部阵地皆腹背受敌之攻击，我官兵不为所动，仍奋战不懈。至方军长停战令下为止，我全军阵地皆屹立无恙。
如前面敌团战史记载云：敌人之第十军，毕竟是善战之师，并未为其他战区之守军，一角之溃而全般动摇，且抗拒益行激烈。
以往，各级司令部之指挥作战，战斗部队各级部队长之战斗实施，多数全凭个人之好恶，一已之观念，胡乱施为。无分层负责之可言。譬如说，长官之对部属，可不经军法审判而杀之。自以为立威，实为暴行，影响战力至钜而不自知。为部下者，随时随地都有被长官所杀之可能！以致部属惧怕长官尤过于敌。在这种心情下之各级战斗部队长，势力终日忡忡不安，心不安则意不坚，意不坚则气不盛。“胜以气为主”，士气消沉，这仗还能打下去吗？（李注：葛先才对国军奉为金科玉律的“连坐法”是不以为然的。）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心”字包罗万象，只看吾人看不看得准，用不用得当。如果战略与战斗配合得天衣无缝，则稳立于不败之地。军事学实莫测高深，谁也不敢自认为是军事专家，谁也不能有信心稳操胜算，因它变化多端，战况各异难以捉摸，无一定之规格，全凭决策者与执行者，依据战场实际战况演变，把握战机而运用。昔三国时代，西城之役“空城计”，以诸葛亮之能，尚有“街亭”之失，而诸葛武候紧急应变，以其统帅之尊，冒险设空城一计拒敌，而将司马懿大军吓退，挽救了西城噩运。
建军以培育战士优良技能、旺盛斗志为主，军人在战场以能奋战为先，军人只要能战肯拼，则奠定致胜基础，欲能使军人奋战肯拼，在战场上务使其“心无顾忌、战无束缚”，尽量发挥其英勇才智，不偏重于胜负得失。未战而先束缚其心身，能奋战之师必然获胜，倘若因其遭受处境不利之影响而致败，也能打出一个名堂，“敌我偕亡同归于尽”，而达成战略歼敌目的，故虽败犹荣，前面数战役为证，毋庸赘述。
胜负乃兵家之常，上级不可向下级过份要求，束缚下级心身，发挥不出其战力，反而求胜不达。原则上但求权责分明，职守严正，勿压勿诈，勿骄勿馁。昔曾国藩在其奏折中称：“臣累战累败，累败累战”，充分表现了他及其部属奋战精神，终于得到最后胜利。战斗的观点，应建立在部队能否奋战，不以成败论功过。这样能减轻各级主战斗部队长的责任负荷感，而使其集中精力于战斗。
敌对衡阳战役之记载
一、《日本战史写衡阳战役》（译者赵庆升），全文请参阅“国防部”《军事杂志》，一九六八年二、三、四、五等月，三十六卷第五、六、七、八等期连载。
二、敌对衡阳战役之记载，大致而言，尚不失公正，非身历其境者，则不易领会其微妙之处。敌国战史，不但记述他皇军官兵，有强盛之责任感、荣誉心，以及勇猛善战之表现，而且连我第十军在战场上各方面之成就及英勇奋战精神，均备加赞扬。如非敌我两军，势虽不均力却相敌，又何来华南第二旅顺要塞之战的战绩？敌之所伤亡惨重者，乃连续强攻而又屡攻屡败所致，我之所失守衡阳者，乃战力只有损耗，而无丝毫补充所致。
三、敌在其战史中，也有不少保留之处。攻城之始，一再受阻顿挫，将其责推卸于炮弹之不足，无空军支援。其实，战斗开始，敌炮火之炽烈为我所罕见，仅以第一至第五日之战，敌所发射之毒气炮弹而言，就不在少数，以后炮火之烈日炽一日。致于敌机，曾有一段时间，白天很少临空确属实情，但衡阳夜夜大火，皆敌机所投之烧夷弹所致。其记载中，最大保留部分，乃伤亡数位。敌六十八及一一六两个师团，自战斗之始，即施以连续猛攻。攻击受阴顿挫，伤亡必然惨重。虽经一再整补，却只是伤亡数位之增加，而攻势毫无进展，以致两个师团于第一次总攻停止后，其步兵连幸存官兵，平均不足二十人。
经整补后发动第二次总攻，仍徒劳无功，损伤较之第一次总攻更为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连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连，已变为由士官代理连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这种重大伤亡确属惊人。以时间言之，只不过是战斗中期。再论及敌第三次总攻，以五个师团之众，于八月四日晨开始，全力到处展开惨烈冲杀，其炮火推进距我阵地百公尺以内直接射击。虽城之西北被敌突破一角，但我军并未混乱，斗志也未因之动摇，寸土必守，与敌以死相拚。八月七日，敌横山司令虽再度下达总攻击令，但也无奈我何。经四昼夜又半天之全线恶战，敌猛烈之攻势，除西北一角被突破外，余皆未能得逞。此种情形之下，敌人该有多大伤亡！以其自述之一三三联队而言，该联队攻岳屏山高地，所属之第一大队全部伤亡殆尽；第二大队只剩下官兵七名残留人间；第三大队虽未提及，该必也不会好到哪里。如此类推敌全线之伤亡数位确属骇人。
日本投降后，其师团长等个人所透露衡阳之役伤亡皆为四万八千余人，我认为此数位仍有保留处。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敌人正确伤亡数位。衡阳弃守，衡阳会战结束，敌国大本营一次补充其第十一军新兵十万人，全期衡阳会战中，除衡阳城之持久惨烈攻防战外，其他地区，皆无持久激烈战斗，当然不会有重大伤亡。显然，此十万新兵，绝大多数乃补充攻城各师旅团之伤亡缺额，却也难怪，敌有隐瞒伤亡数位之苦衷。攻击一个兵员不整，装备不全破破烂烂之第十军，敌人先后等于使用了七个师团兵力，三次总攻，费时四十七天之久，而不能击溃我第十军攻占衡阳城。如将正确伤亡数位公布，敌军方将如何向其国人交代，更不可列入战史遗羞于后世。故其间封锁衡阳惨败消息。
四、敌对衡阳战役之结束，仅以“苦难”的衡阳战役，至此告一段落，轻描淡写十余字了之，并未提及我第十军要求停战或投降等脏字为结论。显然，敌人认为我第十军衡阳之战，已超乎其本能范围之外多矣。战果赫赫，应列入战斗中之奇迹战。
第十军的弃守衡阳，非其本身战败之罪也，乃败于处境。无论用任何方式结束此战，都不可埋没第十军辉煌战绩，这是敌国公正之处，不做不合乎情理之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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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搜瘗忠骸记
民国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八年浴血抗战，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轸念我“衡阳保卫战”孤城喋血达四十七昼夜之久，伤亡官兵达一万五千余人，其中以身殉国者亦达六千有余，忠勇壮烈，足式千秋；乃于三十五（一九四六）年二月间，特令笔者遄赴衡阳，搜寻我阵亡将士遗骸，集体营葬，建为烈士公墓，以慰忠魂，并供我炎黄子孙世世代代凭吊追思，永志不忘。
事实非常明显，委员长之所以指派笔者去办这件事，是因为笔者愧为“衡阳保卫战”中未死的一员（衡阳作战时，笔者任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师长，负责城南主阵地之守备），对衡阳的地理环境、战争进行以及敌我决战地区等等，都了如指掌的缘故。奉令之后，我立即摒挡一切，从重庆直飞汉口，取道长沙，奔抵衡阳。当时我的心情至为复杂，值得安慰的是：我终于能为我衡阳并肩作战而死的同胞，料理一点后事了。虽然为时已经太晚，总算能有一个机会，略尽我这后死者的一点心意。值得忧虑的是，时日隔得太久，官兵骸骨必然散佚很多，我怎样才能把它搜集齐全？最少也应该做到，不使任何一根忠骨暴露荒郊，才能不负领袖的付托，聊慰我先烈在天之灵于万一。但是，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