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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蒋介石强调“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的时候，照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思路，就得追问：所谓的“伦理道德”，究竟指的是什么？套用胡适的话，如果不能拿出证据来，反而被蒋介石强调的“伦理道德”牵着鼻子走，还要用以作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实在不是“好汉”。“中央研究院”当然没有肩起“复兴”那不可证成的“民族文化”之任务的必要。可以说，对于什么是中国传统这个问题，蒋介石与胡适当天的交锋，正具体显现了两种极端不同思路的争战。
当然，对于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蒋介石与胡适的认知，表面上即使不能说是南辕北辙，实质上还是道分两途。蒋介石希望“中研院”的“学术研究”能够配合“*抗俄使命”，胡适响应强调的却是真正的学术，“在*救国复国上，的的确确可以有帮助”。
胡适举了法国的巴士德为例子，说“研究微生物”有成的巴士德，得以促成了蚕种、酿酒的改良，牲畜瘟疫的防治；而在研究蔗种上有很大贡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先闻，则是他举的第二个例子。所以，胡适认为：“我们的任务，还是应该走学术的路……”言下之意，要怎么样走“学术的路”，其实是学术界自己的事，与政治领域最高领导者无关；在学术的世界里，蒋介石不会也是“一言九鼎”的领袖。
从大脉络来说，胡适对蒋介石，实在不尽满意；只是，在时代的变局里，跟随蒋却是“无可奈何”的抉择。*军队渡过长江时，胡适公开表示对政府予以“道义力量来支持”；到了台湾之后，胡适也尽可能对蒋介石提出各式各样的意见。遗憾的是，蒋介石对胡适，往往“表里不一”。比如，胡适于1952年9月15日致函蒋介石，主张“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和“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等意见，并举土耳其为例，请蒋参考。蒋介石接得此函，在9月23日的日记里说，这是胡适的“书生之见，不知彼此环境与现状完全不同也。中国学者往往如此，所以建国无成也”。同年底，胡适来台，12月13日早上10点，与蒋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楼见面，两人又有一番“抬杠”，见诸蒋介石日记：
……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阵线胜利，而我在*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也。
所以，蒋介石批评说：
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均见：《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1卷）
蒋介石“欢迎”胡适提出意见和建议，却将之视为“书生之见”，批评胡适“书生之思想言行”，极尽轻侮蔑视。然而，在胡适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却又受到蒋介石、陈诚，乃至于已位居权力核心的北大门生的崇隆欢庆。蒋介石玩弄胡适的“两面手法”，可见一斑。
胡适与蒋介石私下会面“抬杠”的时候，必然繁多难数。不过，胡适与蒋介石私下的“抬杠”，没有多少人得以亲睹其实况。在公开场合，胡适和蒋介石彼此之间，应该是客客气气，“揖让也君子”，因此，在研究院的这场“抬杠”，必然让人“大开眼界”。得以亲逢其盛的李亦园和吕实强教授，对此长存记忆，理有应然。所以，即使他们的述说，稍有小疵，也未必可以都得到文字佐证（例如，胡适是否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这句话，文献无征；至于身为“副总统”的陈诚是否有“胆量”拉了蒋介石一把要他坐下，恐怕更是无能验证），但是，胡适不向政治强人低头，不对最高领导唯唯诺诺的风骨，绝对是铁铮铮的历史事实。
再从蒋介石对胡适的“两面手法”脉络而言，蒋介石对胡适这回的公开“抬杠”，明里不置一词，心里应该不会好受。所以，李亦园教授说，蒋介石在胡适担任“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是否显示他对胡适当场反驳自己“耿耿于怀”，固然没有史据可以证明，却也不是无迹可察。
大江东流，时过境迁，应该不会再出现指定“中央研究院”任务究竟何在的政治领袖了。然而，研究院作为一方自由与独立的学术殿堂，绝非理所当然一路平坦；胡适对蒋介石谈话的这番公开“抬杠”，就是具体例证。因此，回顾这桩陈年往事，正如李亦园教授的评价，胡适为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后世必将追怀永远，法式无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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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所长所长：从傅斯年说起1
在书写中央研究院的历史的时候，傅斯年绝对是不会被遗忘的人物之一。好比说，在1938年7月这个时间点上，他既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又是中研院的（代理）总干事，承担院务、所务之外，他还身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尝夫子自道曰，自己的职业“非官非学”，他在此刻的多重身份，即是清楚的印证。
然而，即便与傅斯年生命旅途相关的领域如是广泛，他未曾顾此失彼，还是兼筹并蓄，“做此官，行此礼”，扮演好每一个角色，拿捏好应该有的分寸。例如，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军、公、教的待遇极差，领导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大师费正清，自1942年起从华盛顿的工作岗位上被调到重庆，先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及美国新闻处处长，即亲眼目睹战争期间知识分子濒临经济绝境的困顿。他在家信里便说，送给中国教授一支自来水笔（fountain pen）的价值，即远远超过他一年的薪水。在如是的大环境下，身兼史语所所长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一样也得为了“开门七件事”而苦恼，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家信里，便仔细讨论“米贷金”的事该如何解决。只是，即使面临这般窘局，傅斯年依旧枵腹从公，俭朴自持，绝不以兼职身份拿两份薪水，所以毅然退还了向参政会领得的薪水及生活补助费。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来只是公务员应有的最低道德标准；可是，对比于当时权贵高官之贪婪横行，他的进退出处，却是空谷足音，深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道德风格的典范意义。
不过，傅斯年这般的自我规约，却不会“推己及人”，要求同侪同样遵守。相对的，他反而以个人丰富的政治/人际网络为同仁争取紧急救助和福利。例如，他将梁思成、思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按：蒋介石）”，表明他们“需实时之救急”的困窘。这等侠义作风，让梁思成之妻林徽因“感与惭并”，不得不致函盛誉傅斯年“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徇私”。
同样的，一代史学大师、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一组（后来的历史学组）组主任陈寅恪也是傅斯年帮助的对象，只要陈对自己的出处做出决定，傅斯年即一肩扛下，“有所见命，当效力耳”。然而，当陈寅恪于1942年从香港脱难转赴桂林之后，即拟领“专任研究员薪留桂”，暂不欲往史语所的常川驻地四川李庄一行，傅斯年便不以为然，主张陈寅恪如果要支领“专任研究员全薪，须以在李庄为前提”。傅斯年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的研究所组织通则明白规定：“专任研究员须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陈寅恪不能为例外。傅斯年向陈寅恪剀切言之，自己的办事原则是：
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其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
面对傅斯年的要求，陈寅恪委婉以对，只说自己可能“迟早必须入蜀，唯恐在半年以后”。话虽如此，然而，他始终未曾踏入李庄一步。
坚持以“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为信念的陈寅恪，在战争困局下，“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终于奋力写定《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两部巨著，学术成就可观。然而，学术是一回事，规矩是另一回事，对比于傅斯年的行止，陈寅恪大概难被视为公务人员的模范。
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成就业绩空前未有。只是，那些学术成绩的基础，并不只局限在学术范畴之中而已。身为学术社群的领导人，在“私”领域，傅斯年以身作则，无可挑剔；在“公”的范畴里，傅斯年于“人情”与“规例”之间，谨守分界大防，也无可诟病。显然，所长之所长，应该就是对“公”、“私”之交涉及其分界，拿捏得当，与同仁相处相得。在傅斯年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里，史语所所长任内的一切，总会有诉说不完的故事；他的所长风范，也必在研究院的院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第四章 “胖猫”与“小耗子”（1）
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里广受推崇（当然，也颇受批判）的钱穆，著作等身，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在钱穆的众多著述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回顾记录了不少现代的学人风采与学林往事，深富兴味。可是，即如钱穆的得意弟子余英时的述说，这部书的文字“太洁净、太含蓄了”，因此，“读者如果不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恐怕很难体会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说言外之事了”（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第13页）。例如，钱穆对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所所长傅斯年（孟真）的一些回忆，就很有意思，颇有值得探索玩味的空间。钱穆的回忆里，有这么一段话：
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按：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