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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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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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的《读书法》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开讲时,专门讲了《读书法》一讲。在《读书法》中,他不仅阐发了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还着重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马一浮认为,读书须先调心,也就是要定心,要集中精力。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马一浮在《读书法》中,不仅谈了读书须先调心,还反复谈了读书一定要穷理、穷理要切己用力。他说:“学必资于读书,而但凭读书,实不足以为学。学有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闻见之知,亦有浅深、小大、邪是不同,然俱不是真知。德性之知,方是真知。”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他说:“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立场】

  白话文兴起后,至四十年代,时人已不再学四书五经。大儒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说:“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认为“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马一浮坚决主张尊孔读经,反对现代学校废除六经。早在1912年,他就反对蔡元培废除六经的主张,并力主学校恢复读经科。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教育总长,而蔡元培与马一浮既是好友,又仰慕马一浮的学术和名望,就委任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襄助部务。马一浮出于友谊接受了委任。当他到了南京后得知蔡要废除六经,并已公布了《小学校令》废止读经科;公布了《中学校令》废除“读经讲经”;公布了《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取消“经学科”,便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部令。“道不同不可为谋”,因两人意见相左,于是马一浮到职不到三个星期,就辞谢了这份差事。他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在追忆此事时写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作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教育】

  在浙大,马一浮的讲座有体有用,简易亲切,深受师生爱戴,当时的校长竺可桢也常去听他的演讲。在《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可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马一浮不仅对中国现代学校废除经学不赞成,同时还对现代学校的学术分科多也不赞成。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的另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学术分科很多,当代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偏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也不能融会贯通。为此他断言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纷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这个根本的东西,在马一浮看来就是“六艺”。

  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自始至终贯彻了“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他反对骄矜,倡导谦慎。马一浮最早收录的大弟子——袁心粲,一生尽力教育,不于仕官。在同门中,以行履笃实见称。他从师马一浮时,就带了一本自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一浮翻阅后微微一哂,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心粲听后不服,当下就开展了辩论。马一浮则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心粲从此心悦诚服地拜在马一浮门下。

  张德钧是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的高材生,马平日对他比较喜爱。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这位高材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可见,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一贯提倡谦虚,反对骄矜。

  马一浮最早的弟子袁心粲信程朱,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袁卓尔从学程朱。1946年,袁卓尔正在嵊县中学任教,袁心粲就命其辞去教职,到书院读书一年,以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并指望她能在马一浮先生的指点下读点程朱陆王的理学书。然而马一浮考虑到她的喜好文学及文学基础,就指导她研读文学著作。马一浮根据袁心粲指点其女儿读书的请求,在沉吟了半晌后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其它浏览什么自定。”袁卓尔听了十分高兴,深感马先生是很能因材施教的。

  马一浮不仅根据学生的基储志趣和特长进行指导,还十分重视针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和提出的问题施教,他在复性书院的《尔雅台答问》是其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回答学生的问题,不仅认真严肃,还非常深刻、极富启发性,并成为马一浮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一浮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心志教育。他说:“吾虽知医,不轻为人处方。尝谓医生不可为,良医治未病,其次治初玻病久而重,治之甚难。”所以他当学生中一有思想与义理不符之处,即抓紧“初脖以防治教育”。复性书院在1939年于四川乐山开办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人员,马一浮先生就派学生乌以风兼掌事务,乌认为自己是学义理而来,不大乐意接受这种管管钱米的工作。马一浮知道后,就教育他说:“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又道:“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一番开导,使乌高兴地担任了这个工作。

  后来,乌以风因家里有事请假回乡,马一浮又派另一学生王倍德兼管这项工作。而王培德过后不久,又向马一浮提出辞去兼职事务工作,马一浮也及时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讲了金牛长老作饭头的故事,又引庞居语云:“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兼教之云:“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是正”,意思是说,雅人作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作雅事,雅事亦是俗。在马一浮看来,学习义理的人对性分内的事,运水也好,搬柴也好,是不应该有所拣择,无所退避,这样才算是有气度。在马一浮的教育下,王培德得到了很大的启示,并乐于继续做此事务工作。

  【书院】

  在办学方式上,马一浮孜孜追求的是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而不是现代大学的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有着优美宁静的山水,充足的供给这种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和宣讲儒家学术相一致。

  马一浮设书院的想法,早在1912年与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促膝谈心中就提出来了。马一浮对蔡元培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然而,马一浮的这个建议,蔡元培又以时间尚早而搁置。

  马一浮辞谢回杭后,仍向往和追求儒学书院式的教育,并于同年自费考察了南洋群岛(今之新加坡)。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以兴儒为宗旨,倍加赞赏。回国后,由于当时国内绌儒的氛围和学校废止经科,便一概谢绝来聘。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讯中,流露了愿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的书院讲学的想法。这个愿望由其弟子辗转传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得到了认可。在成立书院董事会后,书院董事会于1939年3月间正式聘请马一浮为复性书院主讲,总持讲学事宜,实现了马一浮长期追求的愿望。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要求,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在与政府的接谈之际,马一浮提出三项先决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一一赞同。蒋介石、陈立夫明确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并拨开办费3万元,月给经费3千元。1939年1月底,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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