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适晚年认识了一个名叫袁瓞的小贩。小贩是个卖芝麻饼的，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闲聊。有一天，胡适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台大医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着一个芝麻饼送到了胡适的病房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适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适以为，诺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说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乍听之下，百感交集。他想到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真挚】
1914年，到美国仅4年的胡适，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撰写了忧患不已的《非留学篇》。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开头四句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2月20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与其英文教师亚丹谈话中论及国立大学的重要性，很受刺激。于是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1916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曾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胡适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适在写给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1934年8月，胡适很诚恳的对国人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适写了一封1600字长的信给任鸿隽，力劝他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写后，自己带到任鸿隽处，和他长谈两个小时。
胡适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工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妙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后要大家题字，梁实秋偶然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适看了大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适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提携】
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的帮助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
林语堂留学美国期间，日子过的非常窘迫。无奈之下，他想起出国时胡适邀他留学归国到北大教书，他便写信给胡适，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适给他寄去1000美元。后来，林语堂又一次陷入困境，再向胡适求助，胡适再一次寄给他1000美元。带着哈佛硕士、莱比锡语言学博士的光环归国的林语堂，受到了北大外文系的热情接待，并被聘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林语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那预支的两千美元帮了大忙。不巧，胡适南下养病，林语堂找到了北大当时的教务长蒋梦麟。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细究来龙去脉，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是胡适为了招揽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语堂向他求救时，胡适为了遵守协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笔巨款。胡适的君子一诺，林语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适去世后，林语堂才公开了这段往事。
胡适请沈从文来学校授课，当时慕名来上课的学生很多。沈从文第一次教学生，看着教室里谎坏娜送罚粽诺氖种用挥兴党龌袄矗峁罄从钟昧耸种影言咀急附惨桓鲂∈钡哪谌萑拷餐炅恕Ｉ虼游木狡任薇龋诤诎迳闲聪铝耍骸拔业谝淮紊峡危忝侨硕啵铝恕！比堑醚逄么笮ΑＳ醒蚝史从常饰恃骸坝忻挥醒仙蛳壬撸俊毖鹞蓿使恍Γ担骸吧峡谓膊怀龌袄矗缓渌饩褪浅晒Α！�
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考证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不浅。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季羡林为胡适的学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约见胡适，胡适在电话中告其明天上午7点相聚，学生误听为下午。当下午7点去时，门房告胡适已离家，学生正欲转回，胡适回来了。胡适问：“上午在候，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