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资助了几个家在沦陷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有一个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连冬天穿的棉衣都没有，金岳霖就把自己穿的中式棉袍送给了他。
清华的哲学系、北大的哲学系和哲学所不少人都得到过金岳霖的无私的资助，有了困难就去找他。而有些人也不好意思直接和他直接说，就由他的学生周礼全去做中间的说客。
金岳霖先生有个学生梁志学，1956年被分配到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被划为分右派后的1960年5月，哲学所研究外国哲学的同志们，遵照哲学社会部第三届的要求，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新到的资料，撰写评价资料。金先生和所领导的小组长姜丕之和贺林坐轿车去，梁志学骑自行车去。从街上从东往西穿过马路时，被两位民警撞倒在地。金先生在车里看到这种情况，对身边的姜丕之说：“你看他摔倒了，你们得把他扶起来。”姜说：“是的，我们正在挽救他。”后来司机告诉了梁志学他们的对话，当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惟恐避之不及，金先生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因素，并且在基层党组织者面前说这样的话，让他感到了金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使他很不平静。
50年代，沈从文生活极为落魄，金岳霖常去看望。每次探望时，金岳霖总要带些食物，与他低声地品评好吃与否，还会从怀里掏出几个硕大无比的苹果跟沈的两个儿子比谁家的苹果大，然后留下给他们吃。
金岳霖没有成家，是个单身汉。他一生在经济上是充裕的。他的侄子金顺成回忆说，他每月用他的工资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接受支援的青年为数很多，都很感念他。50年代以来，他没有领取车马费和办公费，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睡在塑料防震棚里对灾区人民感同身受。捐献了一笔钱给唐山受灾同胞。生命最后，他将仅有的三千元交了公。
【逻辑】
金岳霖十几岁时，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清末民初，方言的问题比较大，大家到北京后，都开始学说北京话。金岳霖到清华教书不久，有一次开学典礼是教务长郑桐荪主持的。礼毕，他和金岳霖一起走，他问金岳霖是否能听清楚他的话，金岳霖说：“清楚，虽然你说的是上海话。”他大惊：“啊！我还有口音呀！”金岳霖在文章中回忆道：“这句话仍是用上海口音说的。”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西南联大的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等人住在金鸡巷，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很好的朋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季羡林的眼中的金先生：在1932年9月14日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有那么多名人致辞，梅贻琦、朱自清、郭彬和、萧公权、金岳霖、顾毓琇、燕树棠等，季羡林觉得金岳霖的致辞最好。金岳霖说他在巴黎看了一出剧，描写一个病人（象征各国国民），有许多医生围着他看，有的说是心病，有的说是肺病，有的主张是“左”倾，有的主张是右倾。纷纭杂陈，莫衷一是。这表示各种学说都是看到现在世界危机而想起的一种救治办法，但最终也是没有办法。金岳霖还说，在动物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而猴子偏是最小气、最不安静的。人偏与猴子有关系，所以结论是人类不亡，是无天理。当时季羡林觉得他真是个怪物，竟敢这么说。
抗日战争中，金岳霖先生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人们便常常要跑警报。这位哲学系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这样回忆胡适：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治学】
金岳霖赴美国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后因无兴趣，便改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岳霖专门致信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金岳霖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政治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对逻辑学发生了兴趣。他回国时，正好清华大学原本教授逻辑学的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清华就聘请金岳霖代替赵继续讲授逻辑学，于是，金岳霖就边授课边学习。1931年，金岳霖再次到美国留学一年，师从哈佛大学的谢菲先生学习逻辑学。金岳霖告诉谢菲，他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谢菲哈哈大笑。
金岳霖早年是学商业和政治学的，可能这些学问对他的智力不构成任何挑战，所以他对这些“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从此，金岳霖开始对逻辑产生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T。 H。 格林著作时，他说他才头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之后他对哲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英国剑桥大学时，金岳霖聆教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著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强烈的震撼使他投身到了西方哲学之中。彻底放弃了商业簿计学和政治学。
金岳霖初看休谟的《人性论》时，感觉到《人性论》“洋洋大观”、“很了不得”，后来通过研究，发现了其中有许多毛病：休谟只是在用流畅的文字讨论连他自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出发点太窄，工具太不够用”，但“仍然能够提许多的重大问题，做一种深刻的讨论。”这一发现，使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更加浓烈。
后来，金岳霖又到德、法、意等欧洲国家游学。这一时期，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到罗素、穆尔、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地研究，并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变为自己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构建自己哲学、逻辑学体系的材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的知识论原本抗战期间在昆明时就已经完稿，全稿六七十万字。当时日机经常空袭昆明，金岳霖为了不让稿子毁于日机的轰炸，就带着稿子跑警报。到了山边上，他就坐在稿子上。有一次轰炸的时间太长，轰炸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忘了拿。等他记起回去，稿子已经不见了。于是他只好重新再写。到1948年12月，金岳霖重新写就的《知识论》完稿。
清华很重视哲学问题和逻辑，所以讨论和辩论盛行，逻辑组是学术辩论最热烈的地方。组内教师都是金岳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金岳霖、沈有鼎、周礼全祖孙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