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是可以想见的。为了利益，李哥丧心病狂，杀太子，拥立跟自己利益相关的胡亥上位，最后反被赵高暗算，死得极惨。
小官吏的野心与壮志抵不过命运的大手，也抵不过太监的裤裆，到底风流云散。
晁错
晁错 （前200 —— 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政治家。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为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政治主张纳粟受爵，并进言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畏惧，遂将晁错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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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粟疏（1）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译文
圣明的君王统治国家，老百姓就不会挨冻受饿，并非君王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做衣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在位时连续九年水灾，商汤在位时连续七年旱灾，但却没有饿死的人，甚至连饿瘦的人也没有，这是因为贮藏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不亚于商汤、夏禹时，又没有遭到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比不上商汤、夏禹之时，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出来，山林湖沼的资源还没有完全开发，游手好闲的人没有全都回乡务农。
论贵粟疏（2）
百姓生活贫困，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产生于物资不足，物资不足产生于不发展农业生产，人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迁徙。这样下去，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百姓去作恶。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有了轻暖的皮衣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有了美味才吃；饥寒折磨着身体，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因为是懂得这道理，所以督促人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多渠道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确保百姓生活。
老百姓的去留，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不分东南西北的。珠宝玉器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众多的人们还是看重它们，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宝玉器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得以轻易地背弃君主，而百姓不费什么力气就能离开家乡，盗贼可以放开手脚去做坏事，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长在土地上，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需要人力去收获，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会被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至少要有两个人为官府服劳役，他们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松土除草，秋天收割，冬天储藏，还得砍柴烧炭，为官府修理房屋和服其他劳役；春天无法躲避风吹灰浸，夏天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浇淋，冬天不能躲避寒冻，一年四季之中，没有一天可以休息；他们还有许多个人的交际往来，要吊唁死去的亲朋，看望生病的亲友，抚养孤老，养育幼儿，这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勤劳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规定的数额，到了晚上又会增加许多。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以完税，家中无粮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出卖田地房屋、甚至出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本钱大的就囤积货物，以获取加倍的利息，本钱小的也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牟取暴利。他们每天都到市场上去游逛，趁着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哄抬物价，所卖物品的价格比平时高出一倍以上。因而商人家中的男子不必耕地耘田，女子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却一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也必定是上等的米和肉；没有农夫劳累，却据有田地上的收获物。依仗着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结交王侯，凭借资产欺凌弱者；他们到各地遨游，车一辆接一辆，络绎不绝。他们坐的车子十分坚固，拉车的马十分肥壮。脚上穿着高级的丝质鞋子，身上穿着华贵的绸缎服装。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今天的法律虽然轻视商人，而商人却已经既富且贵了；虽然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却既贫且贱了。因此，一般的凡俗之人所看重的，是君主所轻蔑的；也是官吏所鄙视的，但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背，好恶颠倒，像这样下去，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畅行，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最紧急的事务，没有比使人民全心全意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关键在于提高粮价。提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纳粮食给政府，向政府纳粮食的人可以得到爵位，也可以用来赎罪。这样一来，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那些能向政府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家境富有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开支，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得到好处。既符合百姓的心愿，还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有足够的财物可以使用，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了，三是可以大力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按现在的法令，民间能向国家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重要的军事装备，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还是不可能守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必需的物资，是国家最根本的政治事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爵位达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养一匹战马取得的功用相比，实在是难得多。赐封爵位，是皇上独有的权力，只要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