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封禅的事也有儒生提过，但没人能够像司马相如这样，详细而雄辩，力证汉武帝是如此伟大的君主，可以封禅，应该封禅，必须封禅，如不封禅，老天爷一千个不答应，老百姓一万个不答应。有意思的是，司马相如殚思极虑写了这篇雄文，一直藏在家里，待机而售；然而很快生了重病，便在临终前嘱托卓文君，皇帝若派使者来求书，把这一篇送上去吧。
我不喜欢的不是《封禅文》的谄谀，而是谄的方式，——先意承志。帝制下讨生活，不说些奉承话，是不可能的。但把事情想到前面，先主上之忧而忧，后主上之乐而乐，如非心性熟透，何能及此？
日前一个朋友购入一批书，我帮他搬上楼。他养的一条狗，看到我们往家里搬东西，非常兴奋，打滚撒欢，伴以高唱，我想那唱词不过是“我家好兴旺”之类。我觉得奇怪，如果主人搬来牛肉，也或许有它的份，它的高兴，大有道理；但我们搬的是书，它又不识中国字，跟着瞎高兴什么？说不定里边还有本《怎样烧狗肉》呢。
这个就是境界了。当年梁启超骂奴性，云“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这个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当然，他们并不是没脑子，自甘下贱，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约说的“鼠凭社贵，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预报，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轻侮之，因为他们一旦遇到批评，立刻就会招来主子，指示对手所在，以及种种可恶当诛之处。
话说回来，司马相如并不是这种人。他是豪迈的人，虽然有些不谨慎，而他的才学，足以掩羞。汉朝人就是不好，也坏不到哪儿去，所以当时的酷吏，在后代便是清官，史、汉《佞幸传》中的人物，如活在千载之外，大可为名臣。至于学不及相如之万一，谄谀则倍之千万的人，更是后世才有的了。韩非子《说难》，讲到若干条揣摩功夫，相如只会一条，叫做“主有私急而强之以公义”；他不会的，还多着呢。又总则云“饰其所矜而灭其所耻”，司马相如只懂得一点儿“饰之所矜”，至于“灭其所耻”的功夫，现在随便找个文化人，都可以做他的老师了。
凡忠必愚：冯道
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
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这是一首骂冯道的诗。作者是元朝的“思想家”刘因。
冯道的挨骂，在于他历仕四朝十一主，拿丧君亡国不当一回事儿。但说起来，“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一转瞬之五十几年，中原五次易主，如走马灯；便是同一朝里，亦君臣互噬，父子相残，一镇之内，杀帅夺旄，习为常事；各路兵将尽是虎狼之性，称孤道寡者不过沐猴而冠，借《沙家浜》里一句词，叫做“忠在哪里，义在何方”。此时能知些廉耻的，便自谓胜人一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主辱臣死？从后梁的张文蔚、杜晓，到入宋的范质、吕端，一批名声尚好的大臣，都是前朝旧人，岂独冯道为然？
冯道另一挨骂处，是奉使契丹，有汉奸之嫌。不过唐代的华夷之防不像后世那么严，安史乱后，更是严也无从严起。陈寅恪曾论河朔藩镇为“胡化集团”；中原五代，更有三代是沙陀人建起来的。石敬瑭父事契丹，固然无耻，但心甘情愿给他人做奴才的，从古代到今天，难道又少了？石敬瑭不过是“皇帝”，当天下之重，格外地没面子而已。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遗患二百年，罪过不小，但他自己就是沙陀人，“汉奸”两字，用在他身上，原本不伦不类。冯道虽是汉人，立身沙陀人之朝，又当极废州裂之季，责他以“民族大义”，是以后世人之所见，责前人之所不见。他在契丹的言语，“哄洋鬼子”而已，“弱国无外交”而已；脸皮厚是真的，但脸皮不能如此之厚，他也不用去了。
冯道不以谄媚事人，而能取容于四朝，可见这个人是很滑头的。逢大事则依违两可，不得罪武人，不预废立，这大概就是他的自全之道。冯道善持大体，若说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倒也看不出来。有个人嘲笑他，如果走得快了，怀里一定会掉出兔园策来，他也不以为愧。他的好处是心胸开阔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他并不报复。诗人杜荀鹤的才能倒高，但刚在朱温那里得宠，便在家中气冲冲地掰着手指头，算计都有谁得罪过自己，准备尽杀之。这等倾险之徒，不如冯道这样的庸人远甚。
五代兵连祸结，黎民深被荼毒，当此之时，忠为下，仁为上。冯道慈悲为怀，活人无数，然而他的口碑居然还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汉”，这只能说是老百姓做刍狗做惯了。史弘肇这种人，不逢其会，杀猪屠狗而已。但人如草芥之时，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选对主子，多杀人，便可为英雄。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宋史》批评五代臣子视事君犹如拿钱干活儿，改朝易姓，就像换个东家，一拍两散，——便该如此！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评说人物，古人也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问题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为大，则义为小；以节为上，则仁为下。在司马光、欧阳修看来，冯道所做的善事，只是“小善”——如他的廉俭，如他念诵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来感悟李嗣源，如他劝耶律德光不事杀掠，如他救下违反买卖牛皮禁令的二十人；如武将把抢来的妇女送给他，他置之别室，访得其家送回去；及随辽北上到恒山，见到被辽兵俘掠的士女，掏钱赎出，设法送归乡里。——在忠字当头的史学家眼里，大节既亏，这些小善也就无足道了。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鸟畏霜威不敢栖：包拯
读包拯事，总有几个疑惑。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三是他为什么不笑。
宋仁宗时，海内无大事，士大夫乐享太平，诗酒往来十分稠密，我们看当时的名臣，无不留下这方面的丰富记录，唯独包公，其个人生活，几乎没有指爪可寻。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如果鞭打有违法行为的表舅不算“往来”的话）。他流传下的文字，有早年的一首短诗，晚年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严峭直的典范。他从头到脚找不出一丝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似乎就从没有处过暗室，不曾道过中冓之言。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灭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冲突的胜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无道德冲突。《铡包勉》里的包公，有一番公私交战，但只是戏文，史上并没有这种可欢欣的记载。北宋时唐风未灭，人们还算开朗，不大遮头护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员，虽栖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包公是个大大的例外。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呢。
欧阳修的批评，源于包拯连劾张方平与宋祁。宋祁即有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人称“红杏尚书”者。包拯抨击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蜀人不满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包拯曾弹劾过宋庠）来，宋祁确实生活铺张。但当时文官游宴成风，若以此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况宋祁在蜀每晚宴罢，还燃烛展纸，干起正事，远近的人看见灯光，都知道这是宋先生在修唐书。他死后，成都数千人哭于祠，似乎名声也不很坏。
另一位被包拯攻去的是张方平。此人天性豪迈，颇有才干，见识在当时别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包拯立加弹劾，说他“无廉耻，不可居大位”。张方平确实不谨慎，但？##庖坏悖坪醪蛔阋粤ⅰ拔蕹堋敝郏菟韭砉夂罄此担杓炀僬欧狡降牟欢耸录＃褂胁簧偬踝础５饷匆黄匾纳鲜瑁谑来陌嘁橹校共患儆啊Ｇ宄腥瞬虏馐前铀锊辉敢庖允竞笕艘蚨魅ィ廖薷荨５坏眉俗嘣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