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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麦嘉的故事容后再叙，此处单表邹文怀谈及的一大憾事。话说1998年嘉禾租用的釜山道片场因约满被政府收回，同年，香港政府又拨出将军澳一块地皮兴建影城，虽然欢迎各大电影公司竞标，但列出的各种资格条件，包括近十年拍过多少部电影、获过多少奖，摆明只有嘉禾一家符合。政府给嘉禾吃了定心丸，但邹先生不愧是久经战阵，依旧隐隐不安。果然！邵氏联合中国星、寰亚、美亚、年代、晶艺共六家公司合组财团竞投，最终以高出嘉禾出价数倍的7800万港币投得该地。2000年，邵氏又以1800万港币购入毗邻地段，宣布斥资六亿港币兴建香港数码影城。反观彼时之嘉禾，经历最重要的股东干将何冠昌逝世、嘉禾娱乐股权争夺大战等风波，再加上竞投将军澳影城失利，进军内地合作拍戏连年亏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至2000年，嘉禾制作业务全面缩减，2007年股份卖给橙天，2009年更名橙天嘉禾，邹文怀也早已退休多时，香港曾经最大的电影公司终于落幕。所谓“橙天嘉禾”应该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邵氏等六家电影公司联手竞投将军澳重创嘉禾一役，往往被视为邵氏与嘉禾多年恩怨的必然爆发。此论大致不差，但最近访问王晶时，谈及那一战，他竟自爆：“是我摆的局，是我找的邵氏，我的晶艺也是六家公司之一，这个局我是军师。”震惊之余，忙问何故……原来王晶当年做“最佳拍档”时与嘉禾闹得很不愉快，所以才趁机牵头设局。如今时过境迁，王晶导演认为此事已可公布于众，总算了结一段江湖公案。
只不过：江湖风雨多，再爆炸的内幕也只是一时话题，关键是结局和影响如何。当年香江群雄以六打一争夺将军澳之时，陈木胜还在寰亚，曾听老总钟再思（目前已离开）描绘蓝图，将来的香港影城会有很大的棚，在那里可以拍戏做后期制作。但没过多久，六家电影公司就相继作鸟兽散，只剩邵氏一家继续兴建香港电影城。按照政府规定，影城应在54个月内建成，但2003年动工至今，将近70个月过去，还未见真正投入使用。当日邵氏投巨资兴建电影城，大家都以为SB即将重出江湖，六叔邵逸夫也曾公开承诺要继续拍电影，但这么多年过去，邵氏电影拍摄计划虽然多多，拍成的就寥寥可数。《Laughing Gor之变节》算是邵氏最新力作，虽然颇为卖座，但因炒TVB热门剧集《学警出更》冷饭，沿袭邵氏一贯的摄制仓促寒酸而遭诟病……再者，邵氏既然重出江湖，下一部戏又何时开拍呢？
如果认为邵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停产是“明智之举”（有些评论所谓的成功避开十年后港片低谷期），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十年前砸重金购入将军澳兴建香港数码影城（至今仍不见真正落成使用），只是为了结与嘉禾的旧怨，就未免太过狭隘小气。六家香港电影公司联手行动，本来是难得一见的“团结”，但若目标仅是打败嘉禾，并无真正对香港电影事业有益的“合作”，是否有鼠目寸光之嫌？古语云“唇亡齿寒”，谁又敢保证自己不变成下一个“橙天嘉禾”？坐拥数百亿的寡头若真爱电影，就该出手救亡，这才是带头大哥的作风。香港电影，真的需要大公司来撑！
附录：城头变幻大王旗：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香港电影公司（1）
香港最早的电影公司可以追溯到1913年，是由当代影星黎姿祖父黎民伟创办的“华美影片公司”。该公司摄制的唯一作品《庄子试妻》亦是香江首部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电影。但此后30余年间，基于多种因素（时局、资金、技术、设备等）影响，香港电影业发展缓慢，几乎没有产生形成规模的制片机构，即便是后来名闻世界的邵氏公司在当时也不过是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香港分厂而已。待到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香港电影业更完全陷入停顿状态。
抗战结束后，香港电影得以复苏并迅速发展，“大光明”、“大中华”、“长城”、“永华”等电影公司相继成立。其中尤以李祖永于1947年创办的“永华影片公司”最具规模，这家公司建有两个摄影棚及黑白洗印间、配音间、写字楼等现代设施，虽然远不能与如今的电影公司相比，但在当时却堪称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间大规模的现代化制片机构！
“永华”初期极有声势，创业作《国魂》和《清宫秘史》不仅引起国内巨大轰动及长时间的政治争议，还受到南洋华人观众的热烈欢迎。本来只想玩玩票的门外汉李祖永初尝甜头，岂能罢手，对拍电影的兴趣竟然和他的大烟瘾一样再难戒掉。可惜好景不长，“长城”和“凤凰”的迅速兴起，对“永华”造成极大威胁。加之“永华”影片的发行代理存在诸多问题，竟令公司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纵使又拍了《春风秋雨》、《金凤》、《拜金的人》、《玫瑰玫瑰我爱你》、《翠翠》等传世佳作，依然未能挽回衰败趋势。
时至上世纪50年代，由于受到内地共产党新政府的影响，香港影人同样分出“左右”政治立场。合称“长凤新”的长城、凤凰、新联三大制片机构成为左派电影人的大本营，其他电影公司亦多有左派分子。1953年，“永华”老板李祖永遭到公司内部左派影人的组织批斗，被港督政府插手干预，之后采取行动将司马文森、刘琼等20余位左派电影人驱逐出境，沉重打击了香港影界的左派活动。而在这一时期，台湾逐渐取代内地成为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出于政治因素，“长、凤、新”出品的电影一律被台湾当局拒之门外。不过，这三家左派公司因与内地政治统一、经济合作，主要制作以内地为题材的商业电影，又有内地资金支持，依然保持运营及创作的旺盛态势。
反观完全靠资本家李祖永一人独撑的“永华”公司却江河日下。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李祖永将“永华”片厂抵押给新加坡的“国泰”机构，但最终因无法偿还债务走向没落。1956年，素有雄心的“国泰”大亨陆运涛接收了“永华”的厂房和设备，创立“国际电影懋业公司”（简称“电懋”），开始拍摄大量高水准的国语电影，深受观众欢迎。再者，“电懋”还通过新加坡国泰机构的强大发行网，将本公司的影片打入东南亚及欧美华人地区，利润回报相当可观。如此一来，“电懋”不久便成为当时国语制片界的霸主。
众所周知，现在的香港电影皆是粤语发音，内地观众看到的则是后来配上去的国语版本。香港的青年观众习惯了看粤语片，所以对2004年上映的本土制作《大城小事》居然是国语发音而大惊小怪。其实，香港上世纪3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一直维持着“国语片”与“粤语片”并行的制片体系，因为40年代的抗战和内战关系，大批内地影人移居香港，加之南洋华人区的市场需求，国语片自然风行，比如前面提到的“永华”、“长城”、“凤凰”、“电懋”便是以拍摄国语片为主的制片公司。 。 想看书来
附录：城头变幻大王旗：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香港电影公司（2）
当时国语片容易卖埠，所以制作成本较高，并且有质量保证，相比之下，粤语片产量虽丰，却多是粗制滥造，“七日鲜”的抢市烂作时常可见。有鉴于此，吴楚帆、苏怡等知名粤语电影人于1949年发动了“电影清洁运动”，又陆续成立了“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五十年代电影公司”、“中联”等制片机构，旨在提升改良粤语片中的水准品质。这当中又以1952年的“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最有影响，公司有二十一位股东，全部是当时粤语片界的知名制片、编导和演员，包括秦剑、吴楚帆、张活游、红线女、吴回等人。他们有意识地借助群体力量改革粤语片，并实行平均分配的低工资制度，同时创办“山联”、“华联”、“新联”等子公司，拍摄了《家》、《春》、《秋》、《危楼春晓》、《苦海明灯》诸多兼具思想性和娱乐性的佳作，对粤语片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
不过，在历来商业挂帅的香港影界，“中联”大搞集体主义、平均分配的理想化做法显然并不能持久，公司成立没过几年，即有一批股东忍挨不住，转投其他电影公司。另外，由于“中联”旗下的“新联”是左派公司，亦令“中联”蒙受巨大的政治及经济压力，公司运行举步维艰。直至1967年，“中联”又受内地*冲击，最终与“长凤新”几乎同时停止电影制作。
回头再说“中联”成立之前，香港拍粤语片的电影公司以“天一香港分厂”最有名气。而当时本来驻扎上海的“天一”总部却早已转移到南洋，成立了主要经营戏院及影片发行业务的“邵氏兄弟娱乐机构”。“天一香港分厂”则由该机构的二哥邵邨人及几个儿子掌控，改名为“邵氏（父子）电影公司”。
50年代，由于国语片在南洋华人地区大受欢迎，邵氏公司亦放弃制作粤语片，转而拍摄国语电影。只可惜，邵邨人父子始终未将主要精力放在制片业务方面，反而将购买组建戏院作为发展焦点。如此一来，面对当时刚刚成立即气势如虹的电懋，邵氏在国语片的市场竞争中难免居于下风。……为扭转局面，远在南洋经营戏院的老六邵逸夫亲自返港，收回委托“邵氏父子”的制片权，于1957年改组为“邵氏（兄弟）电影公司”，起用邹文怀、李翰祥、何冠昌等一班良将，视电懋为竞争对手，专注电影制作，自此掀起长达十年的银海争霸。
黄梅调古装片是邵氏对撼电懋的重型武器。1957年的亚洲影展，电懋虽以《四千金》夺得最佳影片，邵氏的黄梅调《貂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