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间，饶漱石因事上北京，毛泽东见了他主动提起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并说各大区都是司令员兼任的，“你们华东怎能搞特殊哪？”
饶漱石早有思想准备，就说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赞成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听了半晌默然无语，没再追问。
12月2日，中央公布各大区军政委员会领导成员的任命。
饶漱石看了自己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颇有些洋洋得意，特别是看见其他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都由所在区野战军司令员担任，惟有他这个政治委员任此要职，更是喜不自禁，显得比别人高出一头，有些飘飘然。
这件事在一些干部中不免引起一些猜测和议论，对中央的做法表示不理解，为陈毅抱屈，却很少有人想到饶漱石背后做了手脚。
陈毅对此却心地坦然。
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旧上海，满目疮痍，困难何其多，要办的事何其多。
他每天从早忙到晚，不断接见各种人物，出席各种会议，并亲自深入各界作调查研究，解决各种问题，有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被挤掉。
他无暇顾及别人的议论，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离了自己就不行。
别的大区姑且不说，就华东而言，为什么非得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不可？他认为，只要工作胜任，别说是饶漱石，别的人也可以。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没对他带来任何不好的影响，他所想的和追求的是化腐朽为新生，建设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新上海。
十三、高饶案情大白（1）
1952年中央领导人元旦团拜会上，毛泽东有一段讲话语惊四座，很快在举国上下引起巨大反响。
他说：“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接着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政治运动很快席卷全国，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
华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上海又是华东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可以说全国相当可观的财富都集中在这里，金融业、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等等无不堪称全国第一，是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最集中的地方，自然是这次“三反”、“五反”运动的重点地区、重点城市。
作为华东地区首屈一指的最高领率机关华东军政委员会，理所当然地应该负起领导这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责任。
然而此时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却少了当初抢官时的心计和积极性，对这次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讲起话来也少了往日的机敏伶俐，常常给人留下笨嘴笨舌的印象，后来竟称病不理事。
“不能看文件看电报了，一看就头痛！”
饶漱石不止一次地挥着手打发走了手拿文件夹子的机要秘书。
这可叫机要秘书十分为难。
万一误了事，谁来承担责任？饶漱石在无意中说出实情，所谓头痛其实是指眼皮发跳，一跳就心烦意乱，本不是大病。
但是饶漱石非要小题大做不可，还是三番五次地找医生来看。
谁敢说这样大的人物是故意装病，或小病大养？但是医生们经过再三检查也没找出什么来，最后的结论是眼神经痉挛。
尽管如此，饶漱石却始终提不起精神，说话有气无力，时时露出一种病容，仿佛真是病得不轻。
饶漱石的病容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这使他有理由不过问或少过问“三反”、“五反”的情况，有理由不召集军政委员会对运动形势进行分析研究。
这就无形中削弱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作用。
这时，身为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粟裕，看到饶漱石占着茅坑不拉屎很着急，及时向中央建议要饶漱石离职休养，希望中央早作决定。
中央很快采纳了粟裕的建议。
这年2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华东局第一书记兼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因病离开上海赴北京休养，“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并指定粟裕陪同饶漱石一同赴京。
饶漱石没料到弄巧成拙，当接到要他“离职休养”的电报时，不免傻了眼，怀疑揣测中央是否不信任自己了。
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到北京以后听说中央要派人到###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这不明明是对他“取而代之”吗，于是对中央怀疑更深。
到底饶漱石有没有病？这个病是轻是重？何以如此患得患失，反复无常！应该说，饶漱石并非装病。
病还是有的，而且不轻，一个是生理上的病，一个是政治上的病。
这里引用几个当事人的材料，可以剖析饶漱石当时的病况。
在高岗、饶漱石问题暴露以后，专门开了一个揭发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会上，陈毅、###、饶漱石等都发了言。
陈毅：饶漱石到北京休养，知道自己有错误，反到毛主席那里闹了三个钟头，而不是彻头彻尾地批评自己，事后到处加以弥缝，加以掩盖。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共产党的负责人来说，这是根本性质的问题，这是品质很坏的表现。
饶漱石：张月霞说“我看你这个样子还好，外边议论说你犯了错误。”
又说“你这个人看样子很好，实际上脑子已经不行了。”
这个话，大概是3、4月间在安子文那里讲的。
我已经感到自己有错误。
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我说：“我要到工厂去工作。”
当时主席劝我：“你不要这样想。”
一个是我还同主席讲过：“看样子，我马上要变成神经病了，请派飞机把我送到莫斯科去，华东的工作我不能担任了，要改变一下。”
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感到自己错了，又没有勇气承认错误，想看看中央对我的态度。
陈毅：我1952年8月到北京，1953年1月4日毛主席要我去看关于山东新“三反”的电报。
当时我曾问饶漱石的病怎么样？毛主席说：“饶漱石的病很重，跑到我这里来闹了几个钟头。
现在这个人我都不能讲他，我都不能批评他了。”
当时听了，我没作声。
那时，饶漱石是有些病态。
有人说他完全没有病，这个话也不公道。
不过这个病跟政治病加在一起就更严重了。
###：饶漱石跟主席讲话那时是有病态。
十三、高饶案情大白（2）
这是1954年2月13日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部分发言摘录。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谭震林、张鼎丞、饶漱石、邓子恢、刘晓、曾镜冰、魏文伯、方毅、金明、赖传珠、刘长胜、安子文、龚子荣、李楚离、钱瑛、赖若愚、胡耀邦、章蕴、习仲勋、向明、曾山、###、陈毅，本来应该出席的还有张云逸、邓小平、粟裕，那天因事请假未出席，一共26人。
这次座谈会是相当民主的，大家可以揭发饶漱石的问题，饶漱石认为有不对的地方，可以解释答辩，决不强加于人。
由此可见，饶漱石得的主要是政治病，思想病，自己疑神疑鬼，闹政治情绪。
后来中央任命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长，说明中央还是信任他的，继续对他委以重任。
他再次变得神气活现起来，眼也不跳了，头也不痛了，到处颐指气使，又活脱脱一个从前那样得意忘形的饶漱石。
他去中央组织部担任部长以后，在那里大玩权术，结党营私，最终发展到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落得极为可耻的下场。
这是后话。
1953年这一年陈毅很忙，不但华东和上海的事情应接不暇，还几次去北京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和列席全国政协的会议，真是忙得马不停蹄。
但是少了饶漱石的某些掣肘，他干得十分痛快。
这年12月，陈毅应召赴京出席全国军事会议。
12月4日8时许，火车驶抵北京前门火车站。
刚刚踏上车站月台，前来接站的人说：先别去下榻的招待所，中央有通知，直接去中南海西楼开会。
一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厅，陈毅不禁眼睛一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济济一堂，旅途的疲劳早已不翼而飞。
陈毅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会议活动中，认真听取每个人的发言，认真参加每一项议程的讨论，看不出他有一丝一毫疲惫的神色，直至深夜近12时才回到旅舍。
这天的会议通过了这次全国军事会议的方针，听取了毛泽东有关开好这次会议的讲话。
陈毅认为，毛泽东讲话中指出的要结合实际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意见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必须毫不含糊地贯彻执行，过去靠这个打败了蒋介石，今后还得靠这个建设军队，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陈毅到北京的第四天，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毛泽东约他当晚到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新改建的玉泉山别墅去谈话。
毛泽东一如平日那样无拘无束，随意自然。
他首先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随后又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问题。
陈毅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自己的见解，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听后指出两点：一、过去的革命只注意解决民主与封建问题，没来得及解决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这个问题得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经过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