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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说：饶漱石下乡回来后，“他和我谈话的态度声色俱厉，深深得意。
他说：我知道我下乡你们一定爆发斗争，果不其然！”
“现在很多同志还可以证明，他故意布置了一个陷阱，十年来我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把我和潘汉年联系起来，这完全是冤枉。
我今天还是喊大老爷冤枉！潘汉年在白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
他到新四军是做客，不是新四军的干部，我怎么能向他讲反毛反刘的事情呢？相反你们（指饶与潘）两个在莫斯科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做鬼脸，讲笑话，非常亲近。
后来处理这个问题时，你不指责潘汉年，要我指责潘汉年。
我做红脸，我批评潘汉年，你装做白脸，说潘汉年没有什么，他是个老同志，讲话随便。
来了这一套！潘汉年在下面反饶根本与我不相干。
我不向张云逸、曾山、赖传珠同志讲，不向谭震林、黄克诚同志去讲，对这些负实际责任的同志我不讲，向潘汉年去讲有什么用呢？从这些关系看，饶完全是个阴谋：就是借着反对潘汉年，有意无意地把这联系在我头上。
表面上打潘，但是暗里打在我头上。”
陈毅当面责问饶漱石：你给中央的“电报说在医院跟潘汉年密谈。
既是密谈，你又没有参加，你怎么晓得呢？难道密谈还要找一个记录？这完全是假想。”
饶漱石当着众人承认说：陈毅与潘汉年在医院密谈，是他凭空想象；陈毅对潘汉年反对他未严加制止属实，但说“支持”潘汉年起来反对他，并“证实”潘的种种论点，则是他的捏造；他所谓“下乡调查”是有意让事态扩大和收集炮弹，以便伺机发动对陈毅的斗争。
一贯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没有偏听偏信饶漱石的一面之词。
那时他手中除了上面提到的诬告电报之外，至少还有陈毅的电报和潘汉年代众人转交的报告，对这次被称之为黄花塘事件的是非曲直大致有个了解。
他很快去电对陈、饶二人作出了明确回答：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
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
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
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饶漱石不禁大失所望。
本想置陈毅于死地，叫他永不得翻身的，毛泽东却说得轻巧，说事情“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更不能容忍的，本想把陈毅从新四军赶走，毛泽东却叫陈毅像刘少奇那样去延安参加七大，明明白白地说“七大后仍回华中”。
更有甚者，居然还要由陈毅来“传达七大方针”，他岂不成了延安来的中央代表了吗？！饶漱石弄不清，事情何以弄到现在这步田地。
但他并不太失望，毕竟通过这次事件显示了一次自己的力量，即便像陈毅这样的“庞然大物”，最终也败在自己手下，不得不暂时走路。
这确实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此后不少人见了饶漱石都不禁心中发悚。
现在，他又在动新的心思，决不能让陈毅去延安时走得体体面面，一定要叫他像打了败仗一样落荒而逃，以证明自己是惟一的胜利者，是一贯正确，绝对正确。
陈毅这时心明如镜。
他手捧毛泽东的来示，心潮起伏：知我陈毅者，毛泽东也！天大的委屈对他来说也算不得什么了。
想起延安的召唤，他心中充满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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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斗住延安”（1）
与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军部去延安相比，陈毅这次离开新四军军部的情景显得冷冷清清，使人备感凄凉。
许多人都躲起来不见面了，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人前来送行。
这时的饶漱石不可一世，人们见他都须仰视，谁还敢对陈毅表示一点点亲近。
有一本新四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日记就客观地反映了新四军军部许多人对陈毅的感情变化。
由于陈毅的崇高威望，先前许多人都亲切地以“军长”或以代号“一一”“五一”相称，对饶漱石则直呼“小姚”，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
这位领导干部的日记行文记事时，对陈毅的称呼由“军长”、“一一”、“五一”、“陈军长”演变到后来就只剩了一个“陈”字，而饶漱石则由“小姚”逐渐上升为“饶漱石”、“饶政委”、“政委”。
由于饶漱石极其冷淡的态度，军部有关部门不得不再三降低陈毅的送行规格，起先准备派军部司令部参谋处一位副科长叶超和一队人护送，后来竟无缘无故地取消了这一计划。
有人意识到这样做太不近人情，才在临动身前一天仓促决定派一个参谋、一个伙夫护送，而且限于送到四师，到后即返。
这同刘少奇走时90多人组成的护送队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如果不是饶漱石排挤，陈毅这时不会离开军部去延安，中央事先并没有类似的安排。
从个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来看，陈毅此时也不宜远行。
夫人张茜独自拉扯着两个幼子，一个刚刚一岁半，一个尚在襁褓中，是最需要人照应的时候，当然急需他留在身边。
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少。
这时实行供给制，他作为军长，虽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有他在事情总要好办一些，他一走，全部生活重担都压到了张茜一人肩上。
但如今只有一种选择，他便横下一条心来，把个人和家庭的诸多困难完全抛在一边，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
1943年11月25日，陈毅一行离开黄花塘军部。
走的人和送行的人加在一起，寥寥可数。
大家相对无言，感情凝重，更增加了分别时的悲怆气氛。
这些同志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管饶漱石对他们怎么看，冒着危险来送行，使他深受感动。
就是这些相知甚深的战友，在他眼前最困难的时候，不仅从经济上、物力上给了他最急需的帮助，还对他表示了最大的信任，叮嘱他早去早回，善自珍重，多忍耐，少开口，要经受得起挫折的考验，像松柏那样挺直高洁，不畏风雪严寒。
有感于华中诸战友的一片深情，临行前陈毅作《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组诗一首，以倾诉衷肠：战斗相依久，
初别意怆然。
长记叮咛语，
早去复早还。
知我二三子，
情亲转无言。
去去莫复道，
松柏耐岁寒。
时局纵谈罢，
举酒祝长征。
明朝策骏马，
萧瑟惟此心。
西去路漫漫，
风物仔细看。
不知霜露重，
应悔着衣单。
行行过太行，
迢迢赴延安。
细细问故旧，
星星数鬓斑。
众星何灿烂，
北斗住延安。
大海有波涛，
飞上清凉山。
经过数千里艰难跋涉，历时三个多月，陈毅于1944年3月初抵达延安。
毛泽东对陈毅来到延安表示热烈欢迎，说陈毅一路劳累，先住下来好好休息，尽快使身体复原，然后多听听，多看看，不光了解新四军，也了解八路军，了解敌后战场、正面战场，了解各战略区，了解全世界法西斯阵线和反法西斯阵线的情况，做到全局在胸，然后参加七大。
毛泽东很快把谈话引入正题。
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姚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
离开新四军军部三个多月，陈毅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来到延安党中央身边，见到毛泽东、朱德等昔日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如今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看到不少新事物，自己那些恩恩怨怨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所以陈毅当即明确回答：“好，那就谈别的，与饶漱石的问题一句话也不提。”
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陈毅便避开饶漱石的问题，只谈华中的事情。
毛泽东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
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
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我就不看了！”
毛泽东了解陈毅的为人，对他捐弃前嫌、顾全大局的表现非常满意。
毛泽东还向陈毅谈起在延安的朱德、周恩来的情况和七大的准备工作。
他自己将在七大上做政治报告，军事报告、组织报告分别由朱德、刘少奇作，再请彭德怀、高岗和他陈毅各准备一个发言，还穿插谈到许多党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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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斗住延安”（2）
他对陈毅说：“你来了就好了，有些准备工作请你参加。”
陈毅很快找到了发挥自己作用的最好位置。
经过几天来的冷静思考和潜心研究，他很快理清了思路，一份准备提交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提纲草案，很快构思成熟。
一连几天，陈毅奋笔疾书。
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和炮火连天的战场，又看到了敌、我、友之间矛盾交织、错综复杂的局面，情绪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