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除主持“受律仪法”外，智觊在江都并不参与其它佛事活动，事毕后他当即请求重返“故林”。杨广一直坚持请他留下，智觊竟“佛衣而起”，称“先有明约，事无两违”。杨广“不敢重邀，合掌寻送”，当夜，智觊即“出居城外禅众寺”，杨广无奈，竟致“礼望目极衔泣而返”。智觊急欲西返，表明他不愿接受杨广政治上的控制，也表现出他孤傲倔强的个性和令人惊叹的胆量。杨广又让柳顾言“致书请留，待来年二月，约至栖霞送别”，智觊于是在城外住了几个月。
除了结交大师级别的佛教人物，杨广在江都新建立了四道场弘扬佛教。所谓道场，即佛教寺庙。江都四道场则除佛教的慧日、法云二道场外，还包括道教的玉清、金洞二玄坛，均设在江都城内总管府新官邸附近。《续高僧传》卷一五《义解篇？论曰》：“自爰初晋邸即位，道场慧日、法云广陈释侣；玉清、金洞备引李宗”。四道场广泛收纳名僧高道，“追征四远，有名释李，率来府供”。仅慧日道场招致的名僧就有智脱、洪哲、法澄、道庄、法轮、智矩、吉藏、慧觉、慧越、慧乘、法安、立身、法称等人。杨广称说过于城内建慧日道场，延屈龙象，意在“大弘佛事，盛转法轮”。
玉清、金洞二玄坛招致的江南道士也不在少数，史载杨广初镇扬州时，即“遣王子相、柳顾言迎道士王远知至扬州相见”。王远知出于南朝第一高门琅琊王氏，是梁朝着名道士陶弘景的高门弟子，南方道教的正统传人。《太平广记》卷二三引《谈宾录》曰：“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请王远知来江都四道场主持玉清玄坛，对江南道教界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表明杨广对道教也同样重视。在杨广大力扶持下，王远知遂成为隋及唐初道教界的翘楚。杨广还手书召隐道士徐则到扬州授道法，徐则未达而去世，为此杨广深表遗憾，赐给徐则家“物千段”，又“遣画工图其貌，令柳作赞”，置于玉清玄观。
四道场内除高僧道士外，杨广又“盛搜异艺，海岳搜扬”，收罗了不少艺僧。道教玉清玄坛有徐则画像，佛教慧日寺亦有“张善果画壁”。教界凡“一艺有称”者，即“三征别馆”。如会稽永欣寺僧智果，工书法，风格瘦劲，造次难类。杨广闻其名，召入四道场，并评论他和智永的书法说：智永“得王右军肉，智果得骨”。僧法论诗文才高，杨广“召论入道场，晨夕赏对，王有新文颂集，皆共询谋”。杨广还在江都组织僧人整理佛经，在慧日道场内立“宝台经藏”，将收集到的经卷命慧觉等高僧整理，“五时妙典，大备于斯”，共得四藏，“将十万轴”。杨广甚至亲自撰《宝台经藏愿文》。唐僧法琳记云：“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全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杨广的这些作为，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使得当时南陈旧地的佛教势力融入大隋，使得南北佛教信仰成为一体，这对于隔阂已久大南北来说意义重大。
晋王杨广在江都大弘佛道，与灭陈之时杨坚对江南教界的严厉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时杨坚以江南佛教“十滥六群，滋章江表”，而“别降纶言，既屏僧司，宪章律符”。父子二人虽手法不一，但是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对于宗教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要将江南教界的活动归于王朝的严密控制之下。《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二记曰：礼以家僧，不属州县，迄于终历，征访莫穷。
第二十四章 佛教大师（一）
杨广在江都设置的四道场与杨坚在长安设立的大兴善寺、玄都观交相晖映，成为全国性的宗教思想控制的中心。杨广曾写诗夸耀自己在江都设立的四道场，对自己能延揽到众多高僧颇为得意。
然而，也有一些高僧坚决拒绝杨广的延揽，不愿前往江都四道场“任职”。如《续高僧传》卷一《彭城崇圣道场靖嵩传》记曰：“隋炀昔镇扬越，立四道场，教旨载驰，嵩终谢遣。及登紫极，又有敕征，固辞乃止。门人问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动止严难，虽内道场，不如物外’”。苏州虎丘山名僧智琰因“道盛名高”，被杨广召进慧日道场，后亦“以辞疾，得返旧山”。江南第一高僧的智觊虽被杨广延屈至江都。但智觊却也坚决拒绝进入慧日道场。
智觊来江都时，“慧日己明”，杨广意让智觊为慧日主持，利用智觊的德望扩大其对江南佛教界的影响。智觊坚辞不受，反倒当面提出要回荆湘，“于当阳县玉泉山”建立自己的“精舍”。不愿意加人有大隋官方背景的慧日道场，要远离江都到荆州建立自己自由传教的天地，这是对杨广盛情邀请明确表示不予合作。智觊在江都城外住了几个月，但始终未入慧日道场。其间杨广仍百般延请，多次派柳顾言往智居处奉送礼物，再作挽留。杨广称：“弟子一曰恭亲，犹以陋薄，不称宿心。”开皇十二年（592年）二月十八日，杨广致书一封请留，但智觊则反而提出要先回庐山东林寺，并转而请杨广为“东林峰顶两寺檀越（施主）”。杨广无奈，只得再派柳顾言转达口信：“弟子意不欲相去辽远，脱能旋回，不敢留停，镇下近山隋乐住止”。但智觊仍执意离去。三月一日，杨广又修《重留书》，欲留智觊过完夏天后再“发遣，冀不半途飘露”，“请就摄山安居度夏”，但“师不许”，严辞谢绝。杨广对这位固执的长者不敢“违忤”，“谨尊宿愿”，“即命所司发遣”，最后“具装发遣”送智觊觊上庐山。
智觊入江都仅四个月就远走荆湘，对杨广表现出的不合作甚至对立，杨广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智慧。
然而智觊虽极力疏远杨广，却也没有忘记利用王者之力来兴办佛事。他离江都时即给杨广写信，称“近年寇贼交横，寺塔烧烬，仰乘大力建立将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赖，收拾经像处处流通，诵德盈衢恩满路”，希望杨广营造治葺庙宇。杨广立即回信表示同意，称“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从无依，实可伤叹”。智觊登上庐山，又述东林寺“羡玩忘劳”，然山下伽蓝偏近驿道，行人归去颇成混杂，请求杨广下令寺边“永禁公私停泊”。杨广知道后立即交代有关方面“勒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就这样，师徒二人各有图谋，互相利用，书信往来不绝，表面看来似乎已成莫逆之交。
杨广也一刻没有放松对智觊大师的拉拢。开皇十二年（592年）三月二十一日，杨广连修书三封，存问大师“道体如何”。七月一日，杨广遣主簿王灌往庐山参省问候，并送盐米，希望智觊回心转意。但智觊却于八月八日西去南岳衡山，“营建功德”参拜恩师慧思之墓。杨广得知智觊远云，急忙于十月十日参书一封，云：“弟子渡江还，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造次，未善安立，来旨勖以法事，实用惭悚，始于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场，安置照禅师以下，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于内援。建立法云道场，安置潭州觉禅师已下。”再次表示要请智到江都道场主持佛法，并催促说：“已别遣使迎延，愿预整归计。”十一月十五日，杨广再遣亲信伏达往潭州奉迎。但智觊未加理会，于十二月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荆州。一时“泮宫道俗延颈侯望，扶老携幼相趋戒场，垂里戴白云屯讲座，听众五千余人，旋乡答地荆襄未闻”。智觊即于当阳县玉泉山建立“精舍”，并重修十住寺，打算在此长住久居。
智觊大师我行我素，傲慢地拒绝晋王杨广的“累书延屈”，当然使晋王大丢面子，但杨广也并未激怒，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素养和极大的耐心。智觊远离江都而入荆湘意在摆脱晋王的控制，但终不能摆脱大隋政权的监视，远离晋王却也使智觊难以得到晋王的政治庇护。时杨坚在旧陈荆州等地设置的总管府，虽说总归晋王节制，但实际上是直接听命于朝廷，“总管刺史加使持节”，拥有很大的权力。如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即有便宜从事之权，可以朝廷名义任命刺史以下官吏，杨广号令所达地区实际上仅限于扬越一隅。
智觊进入荆湘弘法，果然遇到了麻烦。智觊临终时给杨广的遗书中透露了自己在荆州集众说法时，遭到地方当局粗暴干涉的情况：
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虚，谓乖国式，岂可集众，用恼官人。胡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萌，不获增长，此乃世调无堪，不能谐和所得。
法会竟被地方官勒令解散，足见其事之严重。时江南平叛不到两年，隋对旧陈遗民心存警戒，曾多次下令收缴武器，直到开皇十八年（598年），还下令禁止“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关”。智觊“因相聚结”了一千余僧，外加学僧三百，而未经官方同意，自然“有乖国式”。特别是智觊先前与南陈君臣关系密切而不附隋朝，隋地方官员生怕他以宗教声望聚众谋反，他的自由传教又怎能不使“州司惶虚”。可以肯定，遣散智觊的法令是地方官依法行事，而决不是秉承晋王的命令。为了寻求政治庇护，智觊写信请杨广做玉泉的大檀越，杨广再次表示同意。杨广后又写信给荆州总管达奚儒，请他对智者及所修玉泉寺多加关照。
开皇十三年（593年）二月二十二日，杨广入朝，行至陕州，又遣使送去亲笔信往荆州奉迎智，称自己“驰仰之诚与时而积”。五月，智觊派弟子奉书报晋王，送上新建玉泉伽蓝图，献上相传是外国奉献给梁武帝的珍贵“万春树皮袈裟”。杨广收到礼物后即修书一封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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