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办法，才把我爹训练成了这般模样？
听人说，早年的我爹可不是这样。想当年那也是意气风发英姿萧飒的硬气小伙。谁也闹不明白，自从跟我妈结婚后，他就开始发生了变化。雨打风吹，岁月销蚀，从质变到量变，变来变去，就变成了如今的他老人家。
平时与街坊邻居之间，也都是一团的和气，从没见他因大事小情与谁红过脸拌过嘴。好像他生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气什么是受气一样。脸上写满了的，除了和平就是平和，整天一副乐天知命与世无争的样子。见到村上的任何人，那怕是刚会说话的三岁孩子，也都是他先开口跟人家说话，标准的一个好好先生大好人。
可是，这段时间却怪了，我爹一天到晚的低垂着头，目光直勾勾的，谁跟他说话也都是若有所思吞吞吐吐，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精神上蔫儿吧唧不说，身体也大不如前。尤其是入秋以来，更是每况愈下。
开始的时候问他，他只是说觉得胸闷，看他吃饭也不像从前那样有滋有味。当时全家人也都没当回事。过了一些日子，竟又增添了个咳嗽的毛病，咳嗽起来气都喘不上来，有时吐的痰里还带血丝。这时，我妈才开始警觉担心起来。
即使这样，我爹也不愿去看医生。好说歹说才劝着他来到了公社卫生院。
这些医生的水平可能比我稍好点，但也强不到那里去。他们只是敷衍了事地给听了听看了看，然后给开了几种普通的帮助消化和止咳化痰的药，说没大病，先回去吃几天药慢慢的就好啦。
回来后，我爹就有了话，我说没病，你们偏不信，看人家医生也说没事吧，这钱尽白花。
没病身子怎么一天不如一天呢？怎么又咳嗽又吐血呢？我妈说。
这都是年纪大了，人上了岁数，就像村里的拖拉机，不是这里出点小麻烦，就是那里出点小毛病，这都正常，用不着担心，更用不着花这冤枉钱，我爹咳嗽着说。
吃完了买回的那些药，我爹的病情不但没轻，我们看着反而更厉害了些，这时，我妈便有些紧张慌神了。
晚饭后，我妈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跟我说，看来你爹这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得想办法找个好医生看看。还没等我说话，她又说，要不，咱明天就去县城大医院？
去大医院可是得花不少钱哩，我说。
是你爹的病要紧，还是钱要紧，说这话你也不掂量掂量，我妈接着就发开了火。
那要不，明天就去县城大医院看看吧，我心里一阵羞愧，低下了头说。
我妈平时在家里，虽然什么事都是她说了算，在外人眼里好像对我爹太厉害了点，其实，她对我爹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在很多事情上，也绝对是尽力维护我爹的利益。她对我爹的那种态度，那种方式，在她看来，只能是她自己的专利，任何人，包括我们姊妹兄弟几个，谁也不能对我爹有半点的不敬重。
听说前些年生产队那时候，有一次队长分配我爹去掏厕所。在农村里，这活本身便是最差劲的活，一般情况下，不是四类分子的专利，就是让那些半青傻瓜蛋们包干。
开始，我妈尽管有一肚子的气，但也没说出什么来。
因为那时人人都要求进步，生产队长尽管在干部行列里见不到这个编制，但如果那位社员同志们得罪了他，那你就不光是进步无望的问题了，以后有好果子就等着你去吃吧。
我们村当时就有几个这样的先例。
一个是村东的王立人，外号叫劝不住。单从他这外号上，你就能猜到这人有多么的犟。可是犟归犟，这人却是个标准的好人，不光为人干事认真，在村上还是个出了名的热心直肠子。谁如果遇到了困难，只要是他知道了，那绝对是倾其所有。
有一年，一位外乡讨饭的老太太病倒在我们村口。不少人惟恐避之而不及，这事不知怎么让他知道了，他二话没说，跑到村口，把已不醒人事的老人背到了自己家里。又是看病吃药，又是吃喝照应，一气就是三个多月，比侍侯自己的亲娘丝毫不差，直到老太太彻底痊愈。为此，还惹得老婆差点跟他离婚。
他得罪队长，说起来纯属偶然，但也是活该他倒霉。据知情人透露，事情其实很简单。有一天晚上，天空月明星稀，街上胡同里已空无一人，队长刚从生产队的仓库里偷出来一布袋粮食，正弓腰驼背地抗着往他家中的方向走。不知道这么巧，偏偏就被这位劝不住给迎头碰上了。如果换上别人，人家低低头装做看不见的也许就过去了，可他偏不，他非要问队长肩上抗的是什么，从哪里弄的抗到哪里去。问得队长支支吾吾，最后，队长答应也让他到仓库里抗一袋子，可他就是死活不买这个账，硬是逼着队长把粮食又放回了仓库里。
从此后，他在生产队里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队长不光把他放到了挖大粪小组，还隔三差五的明里暗里地拾掇他，收拾他，弄得他整天人不人鬼不鬼的。并且他一家人也都被当成了另类，啥好事都是有别人家的没他家的，大家都能过得去的事，就是到了他这里就过不去了。到最后，在全村人的眼里，他这一家子竟都成了二等公民。
另一个是我远门的一位本家大叔。他因为曾经报复过生产队长，吓得他全家人早已背井
离乡去了关东。家里现如今只剩下一座破败的老院仍然矗立在村子里，还有几棵大树不屈不挠的在院子里生长，似乎矢志不移地等待着远去的主人。
这位大叔的确是条血气方刚的汉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生产队长便时时处处给他小鞋穿。尽管平时谨谨慎慎，但还是无济于事。有几次竟气得他口吐鲜血。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在一个狂风怒号的晚上，他竟在队长家的草屋上放了一把火，然后在映天火光的照耀下，携妻将子远走他乡。尽管是解了一时的心头之恨，但后果却是一家人再也没敢傍傍自己的家门祖屋。
到了第三天，队长在收工之前的社员会上，却对我爹冷嘲热讽地批评起来，说别看有的人表面上老实巴交，这样的人其实更危险，就像冬天里的大葱——叶焦皮干心不死，这种人混在社会主义队伍里，社会主义早晚得叫他给玩完。
别看这位队长大字也识不了一斗，可说出话来却句句是政策。他话题一转，矛头直接就指向了我爹，你们别看个别人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领导照顾他挖个大粪吧，可他干起活来比谁都滑头，都操蛋。唉！真是死狗拖不上墙头去啊！让掏个熊茅坑他都这么不顶用，还不如那些个四类分子干得好干得快。像他这个速度，你们说，什么时候才能掏到共产主义？队长唾沫四渐，越说越带劲，亏你还是个贫下中农哩，就这么个思想觉悟，就这么个干社会主义法，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是知道了，还不让你给气死。
周围的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看着我爹坏笑。这时的我爹只是低着头，红着脸，真像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只有站在那里低头认罪一声不吭的份。
一旁的我妈一直矗在那里。她无论如何也听不下去了。她只是胸脯一起一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但还是一言没发。仿佛暴风雨前的短暂平静，过了片刻，只见她忽地摸起地上的一根扁担，嘴里同时骂道，你看你祖宗好欺负不是……话没说完，只听啊呀一声惊叫，队长还没有准备好，扁担便打在了他的身上。也许是劲用的太大了，队长这么大个男人，就这一扁担，竟被打得趴在了地上。
队长可能被我妈给打蒙了，也可能觉得顾命更要紧。他条件反射似的，从地上一下子就弹了起来。这时的他也顾不上队长的尊严了，还没等两腿站稳就咧咧怯怯地往前窜，歪歪斜斜地跑得那个快，恰似匆忙中射出的一只箭。我妈在后面紧追着大骂，看你往哪里跑……你这个狗娘养的……她这嘹亮的女高音都没有追上比运动员跑得还要快的生产队长，眼见他消失的路上尘土一片……
还有一次是小时侯吃饭的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一天傍晚，我哥哥放学回来便嚷着肚子饿。其实，那时候我妈已经做好了晚饭，只是我爹外出还没有回来，所以，我哥虽然嚷着饿也不敢说吃。
这是我妈立下的规矩，先大后小，先老后幼，所以，家里如果有好东西就先急着我爹吃。这时候，我们便只有眨巴着小眼看着的份。
现在想一想，小时侯的我也真是没出息，两眼直勾勾的看着我爹坐在那里吃他的好东西，竟小嘴吧唧着谗得直流口水。我爹呢，则尽管坐在那里独自享他的福，他眼前晃来晃去的我们几个，就跟不存在似的。等他吃够了，如果还剩下一些东西，我妈便给我们三个平均分开，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我妈说，这叫一碗水端平，省得谁说她偏向谁不偏向谁。这也是我从小就学会了的朴素的平均主义。
在家里，我年龄最小，又最能吃，往往是三口两口便把分给我的那份全吃下去了，这时，我就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哥哥姐姐慢慢的在那里品味享用。他们两个呢，则坐在小板凳上，故意的细嚼慢咽。
至于吃饭时怎么个吃法，我妈也有具体的规定，最主要的是筷子不能在盘子里乱翻乱搅，也不能舍近求远，不夹自己这边的去夹别人那边的。吃饭时说话也不行，这叫食不言。如果吵闹那就更是不允许了，这叫穷吵闹，说不定还没等你嚷出声来，那耳刮子便扇到了嘴上。我虽然最小，但也没少挨耳刮子。要是哭叫，会揍得更厉害，所以，我尽管至今胆小怕事，性格软弱，但很少擦眼抹泪。到现在这根神经似乎已经麻木，也似乎忘记了如何哭泣，我想 这肯定是与从小吃耳刮子过多有直接的关系。
那时，我哥上初中住在学校，几天不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