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加尔怀着无限惆怅和遗憾，离开维也纳来到巴黎。在这里，他本以为可以施展才能，自由发展，但不论是法国学院派还是拿破仑，都对他的思想不感兴趣。
加尔并不气馁，仍然坚守自己的思想，在1810年和1819年间，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卷帙浩繁的著作，用以宣传他的主张。通过加尔不懈的努力，颅相学逐渐红火起来，其影响遍及英美和西方各国，整整一个世纪长盛不衰——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克拉利昂行星上的超级生物
1954年9月，一位笔名叫玛丽安·基切的家庭主妇在美国一份报纸上宣称，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来自克拉利昂行星上的超级生物的信息。她传达超级生物的信息说，12月21号，整个北半球将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洪水淹没，除了极少数具有坚定信仰的人之外，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将被淹死。
看到这个消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里昂·弗斯丁格如获至宝，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认知失调的天赐良机！当时，里昂·弗斯丁格正在研究认知失调理论，并在1956年出版的《当预言落空时》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假说：“假设某人真心真意地相信某事或某种现象，并受此信仰的约束，进而采取了某些不可逆转的行动，假设就在此时，确信无疑的证据证明他的信仰是错误的，将会发生什么呢？我的结论是：这个人决不会善罢甘休，而是更加确信自己的信仰，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弗斯丁格认为，基切夫人的公开声明和接下来的事实，肯定是一个活生生的宝贵例证，完全可以说明对互相矛盾的证据的矛盾反应是如何生成的。
于是，他找来他的两个学生，亨利·W。莱厄肯和斯坦利·沙切特，一起做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密探。他们给基切夫人打电话，自我介绍是三个好朋友，均对她的故事感到好奇，想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他们的请求被基切夫人很爽快地答应了。
基切夫人早已形成了一个活动团体，他们定期聚会，已经在为将来筹划，并正在等待来自克拉利昂行星的最后指令。
弗斯丁格制定了一份研究计划，为了扩大调查的范围，他又征集了5位大学生志愿者，作为“不公开的参与观察者”参与基切夫人的活动。他们就像真正的信仰者一样，整天忙个不停地参加活动、听基切夫人作报告、访问这个小团体中的成员等，并在7个礼拜内参加了60多次会议。
这些活动短的只有一两个小时，长的一开就是12～14个小时，就像降神会一样，枯燥乏味，无休无止，把人搞得身心疲惫、精疲力竭。更让实验者难以承受的是，一方面他们必须在会议期间时刻提醒自己，对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应该作出“虔诚”的反应，另一方面他们还得高度紧张地记录下由基切夫人和其他人在恍惚状态中所传达的行星守护者的神秘信息。
弗斯丁格回忆说：“我们三人轮流去厕所记笔记，进出的频率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否则将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厕所也是这个房子里唯一谈得上隐私的地方。我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会不时地宣称自己出去走动一下，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然后，我们会飞快地直奔旅馆房间，将记下来的笔记录下来……到研究结束时，我们差不多已给累垮了。”
终于，基切夫人接收到了企盼已久的信息：外星飞船将于某时某分在某地降落，以解救忠诚的信仰者，并把他们带到安全地带。但预定的时间到了，飞船却没有到来。接下来，外星人几次改变降落的时间和地点，结果仍然没有飞船降落。12月21日最终过去了，信仰者既没有等来飞船，也没有发现任何洪水。
就在这时，基切夫人又收到了来自外星人的信息：由于信徒的良善和忠诚感动了上帝，上帝已决定不再降临这场灾难，让世界重归安宁、信徒重归家园。
听到这个消息，信徒们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那些本来就将信将疑的人，根本无法承受自己信仰的失败（有的甚至觉得受到了愚弄），纷纷宣布退出团体。而另外一些信仰坚定的信徒，正像弗斯丁格所预料的那样，更加死心塌地地信仰由基切夫人传达出来的真理，有的甚至辞掉工作，变卖家产，决心一辈子追随基切夫人，早日到达信仰的彼岸。
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失调的案例——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从绅士到虐待狂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律普·G。金巴多教授及三名助手为研究囚犯的社会心理，进行了一项后来广受社会非议的实验。
他们从斯坦福大学招收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分别充当看守或犯人。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报名者非常踊跃。因为有了充分的挑选余地，他们对所有的报名者都进行了严格的面试和性格测试。最后，其中的21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学生由于被评定为情绪稳定、思想成熟和遵纪守法而得以入选。
那么谁来当看守、谁来做囚徒呢？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抓阄”。经过“抓阄”决定，11人充当看守，10人充当囚徒，体验的时间共计两周。
在一个寂静的星期天早晨，“囚徒”们遭到“逮捕”。他们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一路鸣着警笛来到警察局，在警局登上犯人名册，然后带入“监狱”。
在关入牢房之前，还要对囚徒进行脱衣、搜查、除虱、宣讲监狱狱规，并给囚徒配上囚衣。看守们则配上警服、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自主决定制服囚徒的办法。
当天晚上，典狱长便召集看守们商议，共制定了16种管理囚犯的办法，比如在吃饭时、休息时和熄灯后必须保持沉默；不准在非就餐时间进食；不准在“放风”时间说话；囚犯彼此只能称呼号码；囚犯见到看守要立正等。囚犯不论何种原因，触犯条例都将招致惩罚。
两天过后，看守和囚犯的关系便紧张起来。看守们觉得这些囚犯是自己的管制对象，他们都是坏蛋且十分危险；囚犯则认为看守们是流氓和施虐狂。一位看守事后回忆说：“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故意挑拨他们，让他们彼此对打和对骂，并命令他们赤手清洗便池。在我眼里，这些犯人就是牲口。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说，得看管他们严点儿，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忍无可忍，组织了一次反抗活动。他们把身上的囚徒号码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在冲突中，看守们使用了灭火器，将灭火器干粉喷到囚犯的脸上，强迫他们从门前后退，接着撞开囚室，扒掉他们的衣服，拆毁他们的床铺，罚他们靠墙而立，恶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
此后，看守们的管制更加严厉，经常在半夜三更突然提审犯人，诱使他们互相揭发，逼迫他们互相施虐，迫使他们从事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并因“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囚徒对不公的处罚开始逐渐习以为常，一些人渐渐觉得大脑迟钝、反应失常，其中一个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因而在第五天时，实验者不得不把他提前放了出去。
看守思想中迅速形成的施虐心理大大出乎金巴多的意料，连看守本人也对自己心理的变化感到惊讶。
一位“看守”在此之前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从来没有主动攻击过别人，更无法想象自己会对他人施虐。他把自己这种心理的变化记录在了第五天的日记里：“我把这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厌恶他。新囚犯（416）不喜欢吃这种香肠，我命令他必须吃，可他说什么就是不吃。我把香肠硬塞进他的嘴里……我无法想象我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我既感到内疚，又感到窝火。”
金巴多不得不承认，这次模拟监狱体验的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在这些温文尔雅的绅士身上竟能非常轻易地激发出施虐行为，而在这些经过测试被认定情绪稳定、思想成熟和遵纪守法的人中间，竟会那么快地蔓延开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病状。
模拟监狱体验进行不到一周，出于慎重考虑，实验者突然宣布中断实验。即使是半途而废，他们仍认为这次实验极具价值，它尤其表明，“本来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迅速地发生改变”是件多么轻易的事情。
这次实验却遭到了伦理学家的强烈批评，在他们看来，这项实验实在是违背人类道德，因为它对志愿者的身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会终生不愈。正是由于道德问题，模拟监狱之类的实验之后再也没有重复过，它已经成为一桩定案——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并不存在的致命电击
在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不仅犯下了战争的滔天罪行，更是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累累血债，令人发指。二战结束之后，许多学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战争期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曾经被认为是那么温文尔雅的德国人会突然变成刽子手，对其他同类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
1950年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报告，将偏见和种族仇恨归因于“强权人格”，即某种特别形式的家长式体验的疯蔓生长。但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个解释过于牵强，他们认为，答案可能牵涉到一种特别的社会情形，它引起正常人产生与性格不符的残暴行为。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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