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明治政府重视和抓住关键，进行制度建设。日本不仅持续进行各领域的体制改革，而且特别重视各方面、各领域的制度制订。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和军事外交制度等均全方位地全面制订，在各领域均严格推行制度化。如外交领域的谈判制度，农业方面甚至制订了农业教育制度，教育方面制订了一系列学校制度及留学生制度等。制度化、规范化后，使国家各部门的工作有序进行，不至于只依某个长官意志执行。基本上可以说，日本的制度建设是使其迅速崛起成为大国的坚实基础和制度保证。
第四，在贯彻执行和落实政策、措施时，特别注意细节，精密计划做每件事的具体办法，权衡利弊，然后认真地去落实。日本似乎并没有制订过五年或十年发展规划，只是它对每个具体问题都精心地扎扎实实、切切实实地去贯彻执行，认真解决。日本曾有许多战略性的根本失误，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往往是极为完善几乎是近于完美的。这反映在图强之路中的各领域、各方面。
二、日本图强成功的经验（2）
第五，在重视新时代意识，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调动其积极性方面也有许多可取的、有实效的经验。日本政府敢于重用有勇气迎接内外挑战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是皇族、华族和精英层，而且包括底层平民；不仅是支持明治政府的，而且包括曾拼死反对明治政府的人。仅举比较著名的两个事例。一是槺疚溲铮峭绻讨С值麓桓暮＞弊懿茫恢庇朊髦涡抡渥翱咕艿阶詈蟆Ｕ文焙谔锴迓。ê蟪鋈蔚诙烊毡咀芾泶蟪迹┰偃八督担峋鼍芫５窃诰芫胖行戳思蚨痰母窖裕骸拔以诤衫剂粞毖芯康摹逗Ｂ扇椤罚枪赜诠史ǖ亩酪晃薅闹鳎儆谡交鹛上Я耍Ｍ透谔锊文薄薄Ｋ耸氐奖焙５牢謇饫詈笠桓稣蟮兀廊黄此劳缈埂Ｗ詈笤谡凸ハ拢瞬皇垢嫠缈沟�800名官兵送死，决定自杀以换取官兵生命。被部下强行制止后终于束手被俘，成为新政权的阶下囚。黑田清隆非常赏识他的为人和才能，对送《海律全书》之事感叹道：“死到临头，还把对国家将来有用的书送给敌将，真是令人钦佩”！槺疚溲镎庋拿髦握赖性�1872年出狱后，不久就受到政府重用，出任了驻俄国大使并授海军中将军衔（当时是日本海军中唯一的将官）。1874年在俄国谈判北部领土问题，经过顽强努力，于1875年签订了著名的“千岛桦太交换条约”。1880年出任海军卿（部长）、后历任农商务、文部、外务大臣等职，是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为开发北海道，修改日本与列强所订不平等条约，维护日本主权，扩大和加强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对日本在图强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个例子则是与伊藤博文一起威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陆奥宗光，他曾在1877年西乡隆盛发动反政府的武士叛乱时，密谋策划响应。西乡隆盛兵败自杀，陆奥宗光也被下狱监禁。但到1882年被特赦后，1883年就在外交界出仕，1888年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后历任农商务大臣、外务大臣，成为效忠明治政府和天皇的重要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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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强之路走入歧途（1）
日本图强之路的历史，也是个悲喜剧。在叙述日本建成世界级大国之时，不能不阐述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最后招致灭顶之灾的过程及其惨痛的教训。
“大日本帝国”，其亡更速。日本的强国之路，也是从明治维新起就具有两重性的。前述其成功经验的第一条中所列争雄世界的“与各国对峙”、“开拓万里波涛、宣扬国威于四方”等，就已蕴含了对外扩张、侵略的另一层意思。
随着日本迅速发展、修改了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后，日本的国家战略便演变成追求东亚霸权甚至狂妄地企图在亚洲及世界称霸了。“三大政策”中的“富国强兵”，以及军事方面的军制改革等，也成为扩张侵略的准备和条件了。
当日本逐渐强大后，日本帝国的侵略，打破了东方各国人士学习日本的迷梦。成为“世界一等国”、“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的新兴日本帝国，不仅与西方列强为伍，欺凌压迫东方弱小邻邦，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跃登“东洋霸主”地位后，竟炮制和抛出建立囊括亚洲、澳洲及太平洋诸岛的殖民大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计划，其侵略铁蹄践踏了东亚、东南亚各国，更妄图与德、意法西斯分霸全世界。曾几何时，骄横一世、不断膨胀的“大日本帝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终于在1945年8月迅速崩溃败亡，“又像彗星那样消失了”。
日本崛起后，为何会穷兵黩武，走上军国主义与法西斯道路呢？
1深远的历史文化源流
就日本来说，近代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家当政及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并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于11世纪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在镰仓地区建立的大将军府）为标志，武士阶级掌握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国家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第一个武家当政的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武士集团首领掌控国家最高权力达676年。1336年足利尊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武家政权。日本的武士阶级以作战杀伐为职业，成为古代中世纪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也自然是军国主义体制和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日本武士阶级还在长达近700年的幕府时代，逐渐发展和形成了武士道。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武士的人生观、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义务和职责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它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三大阶段，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思想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日本古代，就已有关于神功皇后的神话传说，即传说她于公元210年征讨新罗（朝鲜南部古国），三次用兵大获全胜。这是日本最早的对外征战的传说，后来统治者均大肆宣扬神功皇后开疆拓土之战功，推崇有加。
到16世纪末，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并于1592年、1596年两次出兵侵朝，利令智昏地声称，朝鲜京城已被攻陷，自己“将直捣大明国”，让其养子丰臣秀次准备迁都北京，北京“城周围十国（县），可贡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归你秀次领有”，自己则“居守宁波府”，因其“近天竺（印度）”，以便“占领天竺”。丰臣秀吉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集日本统治者之大成，达到空前程度。丰臣侵略军在中朝联军打击下节节败退，被迫撤军，丰臣秀吉亦悲凄地呜呼离世，临终前忽张目嘱曰：“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毕而死。
丰臣秀吉之后，日本的统治者及许多思想家，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从18世纪80—90年代起，力倡“海防论”、“开国论”、“海外雄飞论”及“攘夷论”的日本经世学家及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如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安、吉田松阴等代表性人物，都大肆鼓吹对外扩张思想，特别是“明治维新的先驱思想家”吉田松阴，公开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满鲜（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战略，对明治领导人影响极大。这些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
三、图强之路走入歧途（2）
2主要成因
至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明治维新”这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不彻底性。政治上掌握统治大权的多是封建武士出身者，武士道精神被继承和发展，成为维新领导人向日本国民，特别是向军队和学生灌输的伦理规范，在《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中浸满了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鼓吹军国主义和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集中代表。旧武士等级不复存在，一批资产阶级化的“新武士”（士族）活跃在各领域且是主导力量。1871年时，中央9省（部）官吏87％是士族，至1880年时，中央及地方官吏的74％仍是士族。统治集团中的骨干多是武士出身者，最著名的“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以及垄断日本政权近50年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均为旧武士出身。到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军部法西斯魁首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也都是士族出身。士族及士族出身者极自然地成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在经济原因方面，由于地税改革和士族授产等改革，使农村土地制度（寄生地主制）留有浓厚封建残余，家村成为“国内殖民地”，因而国内市场狭小。又使大批士族无法生存而对明治政权不满，统治阶级则以对外侵略扩张将心怀不满的农民、士族的不满情绪引向海外征战，使他们成为军国日本的基本社会力量。
二是日本资本主义起步晚，却迅速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实现民族独立，摆脱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是以对东北亚弱小邻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武装侵略为重要手段的。正是将自己迅速转化为压迫民族才迎来了日本的迅速崛起。
故除具有早期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典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