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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初到中国，国人对佛教的根本精神一无所知，所以，按中国人原有的方式，以祭祀的手法供奉佛像和黄老、孔孟之像也就形成了中国早期佛像崇拜的雏形。从此，佛教与中国的黄老、孔孟之学也就很难脱了干系。
最早出现在汉地的佛教团体，虽然是来自西域的使节或商人，也同样需要专业的佛教僧人（沙门）予以信仰和修证方面的指导。所以，陆续有一些弘法的西域僧人来到这里。语言方面的障碍，使得他们最初只能活动于“胡人”聚居的地区。再后来，有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也在汉地出家。但他们始终被视为“胡人”，出家后仍被称作“胡僧”，作为外国人，出家行为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禁止——中国政府在此时，对国人的出家行为是严格禁止的。比如，晋时长安有一位叫做竺法护的僧人，他原是月氏人，本姓支氏，世代居住在敦煌郡。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的家族很有可能是几百年前，被匈奴人驱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的遗民。他8岁的时候出家，拜西域高僧竺高座为师，精通儒家学说，发奋弘扬佛教。晋武帝时（公元265～公元290年）他跟随师父游历西域各国，很快掌握了36种语言，搜集大量的梵文经典后回到中国。从敦煌到长安，一路上边走边译，将《贤劫》、《正法华》、《光赞》等165部梵文经典译成汉文，后被誉为一代高僧。
同时也有一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勤于佛法的修习，并成为著名的佛经译师。如汉末时，有一位叫做支谦的人，他的祖上是大月氏人，灵帝时他的祖父曾带领几百名月氏人，从西域来到中国定居下来，并被拜为率善中郎将，成为汉帝国朝廷的命官。支谦10岁开始受到正规教育，13岁时学习西域的胡语，很快精通6国语言，当然这里面既包括他的母语月氏语，也包括汉语。此人“博览群经，莫不究练”，并利用自己语言等方面的博学优势，汉译出了一些佛教经典。东汉末年，他投奔江东，受到孙权的赏识，被拜为博士。此后他更是大量收集胡文经典，并将其译成汉文。他一生中，译出佛经27部，其中包括了佛教中知名度极高的《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法句经》等著名经典。
所不同的是，这些侨民们，由于不止一代地生活在中国，实际上已被不同程度地汉化。他们不仅了解西域文化，同时也精通中国的语言、文化与习俗。他们中的很多人，自然成为佛教在中国人之间传播的重要媒介。当然，通过民间的渠道进行传播，声势肯定十分有限，一旦被高官或政府要员注意并认可后，就会很快形成巨大的声势，甚至影响到皇帝的个人信仰。汉明帝与其弟刘英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东汉桓帝的时候，宫廷中开始正式修建祭祠，将黄老与浮屠（佛）一同当作神仙来祭拜，所谓“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楚王刘英至桓帝约100年的时间里，帝国内部始终以黄老、浮屠并称，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佛教与本土文化“和平相处”的“浪漫”景象。
其实，佛教在这段时间里，完全是以“金人”（佛像）来吸引中国人眼球的。此间，虽然陆续有经典传入，但翻译量不大，即使有翻译，也借用了一些与道家类似的文句与意义。所以，容易让人误解佛教与道家学说同出一脉，而很难显示其本来的面目。这种结果导致在初期阶段，人们将佛、道两种信仰杂糅在一起，佛、道兼信。当时的儒、道两家，也认为佛教是神教，称释迦牟尼是“胡神”。
再后来，就是白马驮经的传说了。据说，摄摩腾和竺法兰是随汉使们回到洛阳的。关于这两位僧人是否在汉时来到过洛阳，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此后，来到汉地的西域僧人越来越多则是事实。寺院的起建，以白马寺为最早，也是可信的。但是，当时的白马寺，应该只相当于政府机构的一个驻地，从其职能看，或许称为“国宾馆”更为贴切。事实上，白马寺是专门用以安置来自西域的僧人，并为他们的译经活动提供的专用场所。只是对它什么时候开始被取名为白马寺，存在很大的争议。到了西晋时，这里成为著名的佛经汉译场所，当时被称作译场。
“菩萨”的大手笔（1）
就在东汉晚期桓帝在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大行祭祀的400多年后，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的四月初八，梁武帝首次以佛教徒的身份，率领包括道士在内的两万余人来到寺院。这一天，他宣布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决定，公开宣称自己即日起舍弃道教皈依佛教，这也是他第一次亲自主持佛教###。这次###的举行，标志着大梁帝国的兴佛运动被梁武帝亲手揭开了帷幕。
四月初八，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诞辰日，佛教徒们一般都会在这一天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所以，梁武帝选择这一天举行这般###，当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据《广弘明集》卷四记载，在这个国家级的###上，武帝亲自作了一篇《舍道事佛文》，大意是：我大梁皇帝萧衍，稽首①十方佛、法、僧。弟子因迷惑而沉迷老子学说，熏染邪法。现在善因成熟，弃迷知返。在未来世中，如果成为男子，一定在童年出家，以弘扬佛教，度化众生，使其共成佛道。宁可在正法（佛法）中，生生世世沉沦恶道②，也不愿意依老子的说教，暂时得到“生天”③的果报。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充分表达了梁武帝在皈依佛教这件事情上的决心。
《舍道事佛文》可以算作梁武帝后来众多佛教论文中的第一篇。从这次历史性的宣告中，我们仿佛听到他的所谓忏悔。字里行间让我们感觉到，他以前信奉老子是个绝大的错误，今后决心改邪归正。他的忏悔，与700多年前的阿育王却有着本质的区别。700多年前，阿育王在羯陵伽之战后，受到佛教的感动，对自己为了征服更多的地区而采取的残酷杀戮感到后悔，于是进行公开忏悔，同时将这些忏悔的语言留在石柱上。①相比之下，翻遍历史，我们没有见到一处梁武帝针对自己以往过失行为忏悔的记载。虽然，他发明了一种忏法，成为一种###定式而流传下来，但这种被称作“梁皇忏”的仪式在当时更多的是被用来为个人祈福。
与之相对的，我们倒是见到这样一则记载：梁武帝82岁那年（公元546年），名士贺琛上书，揭露当时社会的四条时弊。其一，官吏搜刮，民不堪命；其二，官吏穷奢极欲，无限浪费；其三，权臣玩弄威福，执法不公；其四，大兴土木，民不聊生。这在当时确是实情，前三条是揭露官吏和官制的腐败，最后一条，主要是指当时国家利用大量资财，建寺造庙的弊病。不想，这些揭露社会现实的语言，激怒了这位“皇帝菩萨”，他立即命人起草诏书，并由他亲自口授，逐一加以驳斥。
针对贺琛提出的“奢侈浪费”这一条，武帝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激动，他满腹委屈地抱怨说：我除了公宴以外，从来不吃公家的饭，宫里其他的人也都是按照我的要求，严格执行这条规定。所以奢侈浪费与我和我的手下没有关系。谈到“大兴土木”时，他更加义愤填膺：这些工程，没有使用国家一砖一木，全都是靠雇人、借资②兴建的。在谈到节俭问题时，他更是理直气壮：我不沾酒色，居室小到不过一席之地，宫中没有美丽的雕饰……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大谈自己如何简朴：我日夜操劳，每天只吃一顿饭③，身体日渐消瘦，不都是为了国家吗？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诏书末尾，似有威胁之意：你说话要负责任，凡是你所说的，都要拿出证据，不然就是欺罔朝廷！
这番类似耍脾气、闹情绪的严厉申饬，上纲上线，让人不寒而栗。不仅将这位不知轻重的贺琛彻底打蒙，其他本想跟着“起哄”的臣子们，见势不妙，也都立即闭嘴而避之犹恐不及。这倒是让我们更加相信《魏书·岛夷萧衍传》中对梁武帝的一段描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意思是说，武帝喜欢别人逢迎自己，晚年的时候尤其厉害。因此，我们不难推断，后来那些令人恶心的马屁精们，如朱异之流，为何能得到武帝超乎寻常的信任了。所以，冷不丁冒出这么一位诽谤他“政绩”的家伙，自然使盛怒之下的梁武帝险些气坏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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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的大手笔（2）
既然皇帝舍道事佛，又带头明誓信佛的决心，国人当然要响应跟进。于是梁武帝向全国发布了一道特殊的诏书，内容大概是说：“只有佛教为正道，周公、老子、孔子虽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但他们的教化已经成为‘邪道’，虽也是世间的善法，但不能使人超凡入圣。公卿百官、王侯宗室，都应该反伪就真、舍邪入正。”作为诏书，这一段带有强制性的语言，很难让我们判断清楚这到底是劝导还是命令。
在这位皇帝随后的举动中，我们似乎又找到了梁武帝与阿育王的某些相似之处。如果说阿育王的癖好，是不停地到处建造石柱，那么梁武帝的癖好，就是不停地建寺造庙。透过一组数字，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据《辩证论》卷三《十代奉佛篇》记载，梁武帝时，南朝寺院多达2846座，常住寺院的僧尼就达82700人。当时全国的人口500万人，平均60个人里，就有一位是出家人。从《南史·郭祖深传》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一位叫做郭祖深的官吏，给朝廷的奏章中这样说：
仅首都建康，就有佛寺500多所，宏伟壮丽达到了极点，僧尼达10万余众①，寺院的资产非常丰沃。僧人都有很多在家的弟子②，尼众们又都收养养女③。这些人住在寺院，都不向官府报户籍，政府登记在案的户口，只有实际人数的一半……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