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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钟后，对话会议就在皇家咖啡厅继续进行。门厅里戴维思与我已几次见面，他与我又聊了聊，问我去过美国没有？如何看美国在国际上的作用？他很得意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如果说我们不在谱写历史的话，至少我们已参与了历史（If we are not making history now， we are at least part of it）。他对我说，赖斯非常赞赏中方的建议，应该让两位世界上最伟大民族的领导人在风光旎丽的莱芒湖边上先照相，然后再小范围会谈。
5时45分许，胡主席与布什总统结束皇家咖啡厅的会谈来到后花园，以莱芒湖为背景，接受全世界记者的拍照。戴维思的话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是的，当中美两国人民通过电视看到自己的领导人在风景如画的莱芒湖相会时，我和戴维思已通过自己创造性工作，在幕后成了“历史的一部分”。照相结束后，胡主席与布什一起来到总统房间，开始了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与美国领导人第一次峰会。会晤进行了40多分钟，是整个对话会议期间所有代表团中时间最长的双边会晤，新华社当天向世界报道了会谈的情况。胡主席说，中美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什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国际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美方愿加强中美在反恐、经济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继续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并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改变。布什还高度赞赏中国为防治“非典”所作出的积极努力，表示愿意继续向中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胡主席、布什总统在中美峰会前在莱芒湖边握手寒暄（2003年6月1日摄于埃维昂皇家饭店） 中美会谈开始后，我和吴大使便一起下楼在饭店大门口等待着胡主席结束中美峰会后上车去码头坐船。由于当天上午德国社民党内一项极其重要的会议，施罗德总理在对话会议结束后刚刚赶到现场。也许是本次对话会议开局不错，也许是施罗德改革方案在党内会议上得到广泛支持，法德两国领导人在大门口热烈拥抱，似有说不完的话。见此情景，我对吴大使说，如果此时胡主席结束中美峰会，能与施罗德在门口见面则十分理想。施罗德热爱中国，每年来华一次，为中德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与其打个招呼，可为胡主席出席埃维昂会议划上圆满的句号。吴大使也觉得很有必要向代表团领导反映使馆的建议，便马上又走回到饭店里，但无巧不成书，可能考虑到码头渡船的时间已到，礼宾司同志已将胡主席从另外的门口引至车队。于是，警灯一闪，胡主席的车队徐徐离开会议现场向码头方向驶去。我突然发现吴大使和翻译庄晨燕没有在车队里，但为时已晚。出于安全考虑，一旦元首车队启动，是不可能再停下来的。后来，还是在大门口接待施罗德的希拉克总统发现了眼前的一切，并大叫一声：“快截获一辆车给中国大使”（Réquisitionnez une voiture pour lAmbassadeur de Chine），并亲自走上路旁为吴大使截了一辆车，从而使吴大使很快与胡主席一行在码头汇合。在落日余晖的莱芒湖上，胡主席、唐家璇国务委员、李肇星部长、吴大使他们围坐在一起，总结此次会议的成果。我在一旁看着领导们情绪高涨，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在自己的特殊岗位上，完成了一件终身难忘的工作。我用自己两个手机中最后所剩下的一格电池，向留守在洛桑的使馆办公室主任张国斌通报轮船抵达的时间，并告诉他一切顺利，请准备好代表团的晚餐。
就这样，我一生最长的一天结束了。第二天上午8时30分，胡主席在宾馆会见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然后与前来出席会议的马哈蒂尔等南方国家领导人共进早餐，共商南方国家如何团结起来，解决发展问题大计。这次对话会议，让我本人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对话，这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处理不好，文化就会转化为政治。如，胡主席会见瑞士联邦主席库什潘的地点，为什么必须在洛桑？为什么胡主席会见马哈蒂尔必须在会议期间，而不是次日？为什么希拉克总统来码头接胡主席，我们必须尊重法方的礼宾习惯，包括使用法方提供的翻译陪车？为什么不能拒绝美方的中美峰会地点的建议？还有生活后勤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住房问题上再交涉？我觉得，法方对胡主席出席本会高度重视，希拉克曾指示，尽一切可能满足中方需要。从胡主席的礼宾排序就可以发现法方别具匠心，有的甚至是在礼宾上的创造。如在工作会谈中，胡主席位于布什总统和布莱尔之间。在25方的集体照中，法方结合元首排在首相（总理）前，首相排在国际组织前的外交惯例，然后再根据元首和首相执政时间长短和国家重要性进行加权平均后再排列，因此，我们就看到胡主席在希拉克之后的第二排，与美国总统布什和本次峰会两主席之一的瑞士联邦主席库什潘一起站在队伍中间。法国外交的想像力又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10）
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全家福。胡主席位于希拉克总统身后，布什总统和本次峰会共同主席的瑞士联邦主席库什潘之间。（2003年6月1日）
埃维昂会议结束了，但它给人留下的启示良多。记得吴大使在他后来的离任报告中专门以埃维昂的启示讲出了他对21世纪如何做好我们外交工作的想法，他还亲口对我说，到北京外交学院后要自己给学生开一门课，叫“交流学”（munication），要从学校起教育好年轻的外交官们如何懂得与不同的文化交流。回过头来看，埃维昂就是一次难得的跨文化交流，它要求我们必须在国际多边视野里处理各种问题，在一些小事上多多体现我们的大国风范。正如吴大使常对我们所说的那样，外交工作处理好了，投入少，产出大。埃维昂会议集中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21个国家和4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与会国家占全球80％的人口、88％的GDP和75％的贸易。用历史的眼光看，埃维昂在“非典”期间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外交舞台，通过3500多名记者，我国在发展等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传遍世界。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不论胡主席以何种形式出席八国峰会，其到会本身就是一个外交突破。它既说明中国外交更加务实，更关注自身利益，也表明了中国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自信，实现了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到“国际社会的主要角色”转换。《纽约时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来》（Bringing China In From the Cold）的评论文章，认为“八国”无论是处理朝鲜问题，还是防止全球变暖，无论是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中国与美国，“八国”必须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来，承认中国的国际作用。我想，随着今后时间的推移，埃维昂会议的重要意义还将越发显现……超越思维定式——文化对话的历史机遇
徐波〖〗代〖〗跋
在我印象中，法国外交官出使中国后都喜欢留下一点笔墨，写上几本书，让法国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现在中国外交官开始写书的也不少，我稀里糊涂也就此赶了趟时髦，但直到今天住笔后如鲠在喉的心情才有所放松。
从2004年4月到上海世博局负责国际联络工作以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2004年我们总共接待了398批外宾），我一直殚精竭虑般地去完成这件“自找”的任务。说自找，因为它不是我的工作，且又要牺牲我许多宝贵的业余时间，但我如此矢志不渝，是因为我将文化对话看作是一种历史责任，抑或个人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的选择则又源于我对生活的回报。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十分幸运的人，因为我有一个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工作，它让我每天在交朋友，每天在宣传自己的祖国。同样，在认识朋友，宣传祖国的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全面认识法国，从而使我有可能以本书的形式向各位朋友叙述我对法国社会和文化的体验。2004年10月11日晚，我很高兴与前来主持法国文化年开幕式的希拉克总统及其顾问班子主要成员在上海别后重逢，大家均感到非常亲切。当时一种谱写历史的感觉在我心里油然而生，这种感觉非常美妙，使我对自己从事的文化对话使命更为坚定。
有人说，21世纪是人类大交流的世纪，中法互办文化年成功经验使我对此坚信无疑。尽管出现“”恐怖活动，伊拉克的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