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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一方面是不愿意和日本人打交道，另一方面，也确实是闲日本人麻烦。
刘院长也知道这点，苦笑道：“主次问题，咱们的确可以谈谈，其他方面的话……其实，日本人还是很有礼貌的……”
“没有利益冲突，他们确实有礼貌，这点我也挺喜欢，勇于任事，尽忠职守放在大部分日本人身上，都担得起，这是人家的优势。但是，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日本人的进攻性也强的很。”杨锐摊开手，道：“总之，我不给日本人打工，刘院长您估计也舍不得我这个北大学子，受这门子委屈吧。当然，这个加藤教授要是愿意给我这个北大学生打工，那再另说。”
日本人比中国人还在乎面子，而且，东京大学还是教授治校，堂堂东大教授的社会地位比某些政府部长还要高，怎么可能给一名不发达国家的大学生打工，事实上，平等交流的几率都不太高。
刘院长头痛的道：“人家写了信来，亲自提出交流合作，为此还放弃了即将发表的论文，这是很有诚意了。咱们总应该试一试吧。”
他是真舍不得这个机会。
杨锐却很舍得的道：“那是因为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多半以为我是北大的教授。中国最好的大学的教授，与日本最好的大学的教授平等交流，这个不丢人。学生就不行了吧。”
刘院长叹口气：“多好的机会啊。”
“条件不具备，就不是机会。”杨锐淡定的很。日本教育界比普通社会机构还要等级森严，同样是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被日本人发扬光大以后，普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甚至连质疑导师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中国大学里，教授们也容不下自己的学生质疑。但最起码，表达了质疑的学生至多遭受自己的教授的打压，不至于被全社会打压，这个区别还是极大的。
甚至连东大的教授本人，也不能罔顾社会准则，跑来和杨锐这个北大学生搞什么合作。东大校方知道以后，肯定会疯掉的。
敢于突破规则的日本人是日剧主角，但日剧配角才是日本人的日常。
刘院长没想到杨锐的自主意识这么强，急得团团转，又劝道：“其实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咱们在北京，他们在东京，咱们隔空交流，没有谁主谁次的说法吧。”
“出现分歧听谁的，决定谁主谁次。”杨锐看向刘院长：“能保证听我的吗？”
“咱们搞科研的，得听正确的不是？”
“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搞科研，知道了又何须科研。没有做出答案以前，谁知道谁是正确的，尤其是大方向的问题，听谁的？”杨锐一点都不想让。
刘院长没话说了，又不甘心，想来想去，道：“那我先联络，具体联络成什么样子，咱们再说，好不好？”
“我没意见。”杨锐笑了笑，没有硬顶。
刘院长又是振奋又是担心的去了。
联络东大的加藤教授是很容易的事，电话打通，对一下暗号就成功了。
然而，就如何合作的问题上，双方确实是没办法谈。
尤其是刘院长，他北大生物学院的副院长身份，在国内是很拿得出手，面对外国友人就不够数了。
加藤教授也不怎么愿意和刘院长浪费时间，只是请他联络杨锐以后，就结束了通话。
刘院长又只好通过外联部侧面了解加藤教授的情况。
耽搁了两天的时间，刘院长期期艾艾的找回到实验室来，对杨锐道：“看来是我着急了。”
杨锐笑呵呵的给他泡茶，道：“跑了一路，休息一下。”
“你是一点都不着急啊。”
“我着什么急啊，您谈好了，我就照做，您谈不好，我就省心，都不吃亏。”
“哎，你不想想，你要是和东大的教授谈成了项目，这不就等于你自己身上带着项目？到时候，国家级基金都随便你申请，咱们校内的独立实验室，也不是板上钉钉了？”
“我以为咱们校内的独立实验室本来就是板上钉钉了。”杨锐笑的像是冬眠的黑熊似的。
刘院长苦笑连连：“我说的是你领导的独立实验室，你要让学校批准这个要求，不带个项目能行？”
“还有这个条件，你们当时也不说。”杨锐装作完全不懂的样子，又道：“项目不是说说话就能谈成的，我和这个加藤教授都没有接触，怎么谈得了项目。”
“你们俩还是一个说法。这样子，你和东大的加藤教授联络一下子，看看情况吧。”
“这个加藤教授，是个什么人？”
“他是东大毕业的，50年代末的东大毕业生，当年也是非常厉害了。现在主攻细胞膜方面的技术，获得教授的职称3年时间……对了，他是日本的左派人士，与中国有过多次的学术交流，是反对安保，以及支持日本政府向中国赔偿和道歉的民主人士，外事部门对他的评价也比较好，所以，你和他的交流呢，也不会有政治上的危险。”
刘院长特意说了政治倾向，不是闲的无聊，而是现在的国内学术界，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
与政治安全的对象谈合作，来自外界的阻力就会少一些，而与政治危险的对象谈合作，阻力会像是万吨海水一般压过来。
杨锐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想想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干脆现场草拟一封信，写了几个关于细胞膜的问题，寄了出去。
虽然就是一次临时交流，刘院长已然高兴的手舞足蹈了。
……
第494章 署名
加藤是个很严谨的日本人。
这从他的论文，尤其是写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能够看的出来，所有的数据都有据可查，所有的分析都在逻辑框架以内，说起来简单，但是，面对成千上万的信息的时候，还能做到这一点，堪称细心谨慎。
这也是少数杨锐喜欢的日本人品性。
做科研的，不管是什么品种的，最基础的就是严谨，尤其是合作做研究的，一个人通常是在另一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如果遇到一个粗心大意的货把基础搞错了，后面的研究做的再漂亮都是错的。
遇到这种人，那真是想弄死一百遍再一百遍的。
日本人倒不是天生的脑袋里多一根弦，但他们全社会共同形成的欺负弱者的传统，至少增加了犯错的成本。
作为东大的教授，加藤不知道欺负了多少人，又被多少人欺负，才能坐上这个位置。
哪怕只看他前面的抬头，杨锐也相信他是不会犯低级错误的。
和这样的人讨论问题，至少不会白浪费时间。
杨锐和他有一封没一封的发着信件，讨论的问题局限在细胞膜方向，但也并不固定。
直到第二周，加藤送来一封电报，他们的对话频率才加快了。
发现杨锐不在乎电报费，对加藤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他发现杨锐的回答往往具有指导性，而且能直接用在实验当中，虽然少不了辛苦的工作和巨量的经费支出，但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
一来二去，加藤发电报的频率，简直如同过新年的小媳妇似的，一日三篇五篇的过来。
杨锐虽然不至于每封皆回，但他倒是每天都有回信，因为每次送来电报的，不是刘院长，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人家都是看着他写好了回信才走，杨锐也不好意思继续矫情。
另一方面，加藤也是个很聪明的家伙，主动提出帮华锐实验室采购仪器和设备。
相比国内或者香港的仪器设备公司来说，日本公司的选择会更多，而且更加的价廉物美。
对于正在积极为pcr这个大项目做准备的华锐实验室来说，能够有东大教授帮忙筛选仪器设备，不仅能够节省下时间和经费，还能买到更好的东西。
别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入蜜月期，但实际上，高端仪器的买卖始终不是那么容易的。
加藤毛遂自荐做了不要钱的中介，帮助也着实不少。如果一件仪器是中方研究所买不到的，由东大购买，再转过来，就简单的多了。
对一名东大教授来说，他只要不通过这种方式盈利，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东大教授的地位，几乎让他们能拿到相当于中国警察的豁免权。
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加藤修改了他投给jmc的论文，转而递给了一家影响因子更高的期刊。
这时候，加藤再次提出了合作的想法。
杨锐没什么表示，刘院长简直是欣喜若狂。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刘院长一天三遍的在杨锐身边转，笑的像是圣诞节的活鸡似的。
“我们身处两地，合作也只能做前期合作，没什么意义。”杨锐勉力解释。
刘院长一脸沉痛的道：“那不是最好吗？你管它前期合作，后期合作，合作了，这就可以拿出来宣传了。你想想看，中日合作的实验室。”
“我的实验室才不挂这样的牌子呢。”杨锐撇撇嘴。
“那就想宣传的时候这么宣传，不想宣传的时候，随他去。”刘院长一副开明人士的姿态。
杨锐沉思片刻，道：“和他准备一个实验的前期工作也没什么，要适合宣传，您就宣传。不过……”
刘院长正听的抓耳挠腮，被一个不过打断了，急道：“不过什么？”
“我和他不认识，也不想给他做贡献，署名权方面，我希望您能帮我争取一下。”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