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
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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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分明的纽约最近也出了一个人物。戴着金丝眼镜、很文静秀气的
葛兹坐在夜车里，一心想回家泡个热水澡。四个年轻的黑小子围了上来，跟
他要五块钱。纽约的人都知道，五块钱的下一步大概就是头上五个窟窿。那
个脸上有条疤的家伙上个月才把一支枪抵在一个老女人的脖子上，抢走了一
条金链子。
但是文静的葛兹怎么办呢？没有警察来保护，没有乘客敢帮助——他
究竟应该，如苏老头所说，做一个守法的受难者；还是如梭罗所说，做一个
违法的反抗者？换个问法，他究竟应该任这四个人把他毒打一顿、刺上两刀，
然后到警局报案；或是应该拿出手里所有的武器打击敌人，使自己成为法纪
的犯人？戴眼镜的葛兹在摇摇晃晃的车中站起来，说：“我给你们一人五
块！”他连发了五枪。有疤的那个被打中脊椎，半身瘫痪，他今年才十九岁。
而葛兹，在家里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运。
※※※
还有个中国人，你或许没听说过，叫张系国。他坐上了计程车，恶司
机不但绕了路，还要下车来打架。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居然撩起袖子
来跟司机当街对峙起来。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却认为，打架是不应该的，若轮到他，就
该让司机给打伤了，再去告他伤害罪。
也就是说，万一给扁钻刺死了，那么就由末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
皆大欢喜。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就法制的
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
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
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
适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
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
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
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
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
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
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
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
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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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
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
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
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
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辞
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
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
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我收到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年长一点的说：“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
动难平，一再泪下。”年轻一点的大学生写着：“在成为冷漠的‘社会人’之
前，请告诉我们：我们能为台湾这个‘母亲’做些什么？”更年轻的，高中
生，说：“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大学毕业就要远走高飞，到美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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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人激动愤慨，老人家伤心落泪，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
这一大叠情绪汹涌的信件对有心人应该透露出两个问题：第一是事态本身的
严重性；台湾生活环境的恶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庸人自扰的嚷嚷，而是市井
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个人的无力感；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
让小市民去表达他的意愿、去实现他的要求，他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
度，就不需要凭靠区区几篇不起眼的文章来发泄他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还严重得多。因为环境再恶劣，难题再复杂，
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觉得享有可为，他总是肯定的、理性的、
乐观进取的。反过来说，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
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人，是会爆炸的。
半年前，有个爱看书的青年因为受不了隔邻女人早晚不断地诵经，冲
进了她的屋子拿刀杀她。暴力当然没有任何藉口，但是我们要追究原因：如
果这个青年只要打一通电话，警察就会来取缔噪音的话，这件凶杀案是不是
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假使这个青年一通一通电话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
一次一次地劝告诵经的妇人而妇人不睬；那么，你说；他可以搬家——别开
玩笑了，台北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安静度日？于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
又丝毫没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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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子被判了死刑之后，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
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
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见《难局》，二月五日
“人间”）不错，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
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
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
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
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那么我们的情况呢？台湾的生活环境恶劣，升斗小民所面临的选择与
苏格拉底没有两样：他可以离开台湾，但这有大多实际上的困难。他可以“循
合法途径”去改变现状——我们有没有这个合法的途径、畅通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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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医生来信叙说他痛苦的经历。住宅区中突然出现一个地下铁工厂，
噪音与废气使整个社区变色。他从私下的恳求到公开的陈情控告，无所不试，
结果，等于零。这个机构说法令不全，那个部门说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说
开工厂的人可怜！这位医生伤心绝望地问：“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法律究竟
在保护谁？”连十七岁的高中生都理直气壮地说：“反正没有用！我要到美
国去！”你不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吗？这份绝望的无力感是谁造成的？
※※※
许多人或许会把箭头指向政府——营建处、环保局、卫生署、警察局
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的知识领域狭窄极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几
种处理方式、食品进口要如何管制、努力调动要如何分配。我不是专家，没
有资格告诉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么去做。
但是和你一样，我是个有充分资格的公民。无力感的根源或许是个鸡
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或许觉得缺乏畅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却认为，你
和我之所以有无力感，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些市并小民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
利，纵容了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人。咎在我们自己。
大多数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服从权威——任何一个人坐在柜台或办公桌
后面，就是一个权威。我看见学生到邮局取款，填错了单子，被玻璃后的小
姐骂得狗血喷头。这位学生唯唯诺诺，惊恐万分。我也看见西装笔挺的大男
人到区公所办事，戴眼镜的办事员冷眼一翻，挥挥手：“去去去！都快十二
点了，还来干什么？”大男人哈腰赔笑，求他高抬贵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
学生，在面对一个拆“烂污”的老师时，不是翘课以逃避，就是附和以顺从。
到邮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钱，填错单子可以再填，学生为什么却觉
得办事小姐有颐指气使的权利？区公所的职员，不到钟点就理应办公，大男
人为什么要哀求他？学生缴了学费来求知识，就有权利要求老师认真尽职，
为什么老师不做好，学生也无所谓？所谓政府——警察局、卫生署、环保局
——都是你和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雇来为我们
做事的。照道理说，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你和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睁着
雪亮的眼睛，严厉地要求他们改进；现在的情况却主仆颠倒，这些受雇的人
做不好，我们还让他声色俱厉地摆出“父母官”的样子来把我们吓得半死，
脑袋一缩，然后大叹“无力”！
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连这个主雇关系都没弄清楚，我们还高喊
什么“民主、伦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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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早，几万个衣履光洁的人涌进开往纽约市区的火车到城中上班。
车厢内冬天没有暖气，夏天冷气故障，走三步要抛锚两步，票价还贵得出奇。
可是因为是垄断事业，所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人抱怨，人人还是每天
乖乖地上车。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组织起来，拒乘
火车，改搭汽车。同时，火车一误点，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赔偿。他跟铁路公
司“吃不完，兜着走”。
史提夫没有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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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妮十三岁的女儿被酒后驾车的人撞死了。因为是过失杀人，所以
肇事者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