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孤独的过客。”1987年崔健第一次去北京大学推销他的摇滚时；没有什么人理睬他；让他铩羽而归。这有象征意义。那时候大多数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全都沉浸在港台情歌的柔情蜜意中；完全不能领会那种又说又唱、声嘶力竭的吼叫。90年代开始的时候；人们心态大变。流行歌坛上卷起第二次高潮；像毛阿敏、徐沛东、张藜、刘欢、韦唯、李娜、杭天琪、王虹、屠洪刚和蔡国庆；都是那时的名人。歌手的商业包装也刚刚开始；大众传媒网正在草创阶段。第一批披着商业外衣出场的歌手；毛宁和杨钰莹；还被人们叫做“金童玉女”。可惜那时星多歌少。有《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亚洲雄风》、《血染的风采》、《爱的奉献》；加上《北京的桥》和《好大一棵树》。这些歌要是放在80年代那种一帆风顺的岁月里；还能唱唱；可是现在；年轻人总觉得不吐不快；非有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赵传的出现给了人们一个契机。也是在这一年；也是在工人体育馆；赵传有一次唱起《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时候；首次露面的“唐朝乐队”砰然奏响；全场几万人齐声合唱；声及数里之外。这个浓眉小眼、方脸大耳、笑起来嘴角高翘的赵传；受到如此鼓励；不久后卷土重来；举行了首场个人音乐会。这一天；观众都穿上了汗衫；背后写着“烦着呢；别理我”。演唱到了高潮时；万众疯狂呐喊；赵传全身颤抖；长跪于地。“这哪里是唱歌啊；”一个观众事后慨叹：“分明是玩儿命。”
不过；旋律调动情绪的力量；毕竟赶不上节奏。一般流行歌曲缺少力度；没有金属的铿锵声；没有呐喊中的静默感；也没有沉思中的冲撞感；抒情有余；发泄则不足；更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敞开给人看。摇滚于是乘虚而入了。根据《人民音乐》杂志编辑金兆钧的一个调查结果：“90年代初期；初中生放弃内地；直奔港台；而高中生就开始放弃港台；直奔欧美；大学生热衷于摇滚乐。”这也可以证明；摇滚的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情绪。当日京城；“迷你型”摇滚聚会兴盛一时；组建乐队蔚然成风。东郊使馆区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和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餐厅；是这些人最常去的地方。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都挺怪；有“ADO”；有“宝贝兄弟”和“呼吸”；有“唐朝”和“黑豹”；有个乐队叫“状态”；另一个叫“一九###”；有几个女孩子组成的乐队叫“眼镜蛇”；还有一个叫“自我教育”……当时一个最新的笑话说：“北京乐手有多少？二百个。北京乐队有多少？二百个。”有一次这些乐队联合起来举行“现代音乐演唱会”；轰动全城。中央电视台英语节目主持人卫华也来了；可不只是来捧场的；她本人就是“呼吸”的成员；现在也上台了。她那著名的浑厚低音涌出来的时候；人们听到的不是英语新闻；而是摇滚歌曲。这样一来；摇滚就更加不得了了。报纸上说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风景线”这个说法；也产生在那两年。
那些日子；摇滚世界变化万千；有如石籽所说：“就像女性的内衣裤一样不断涌现新的花边和样式。”不过；大家公认的“摇滚之王”只有一个；那就是崔健。当时流行全国的三十三首摇滚歌曲中；有十七首来自崔健的创作。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虽然崔健演唱时总是引起疯狂的躁动；可是他的那些歌曲却都是诞生在一种宁静空灵的环境中。一个接近他的人说；他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四壁空荡如洗；地上铺了地毯。“当他灵感突发；创作欲望旺盛的时候；他就来到这间屋子；盘腿而坐；背靠墙壁；面壁沉思。”
他就是在这种孤独幽静之中告别了旧的时代；把一个痛苦的呐喊者的形象留在千万人心中。“常常会想起那时候的崔健；”李皖多年以后说：“那时候的崔健特别沉默和有力量。”但是他渐渐变得喋喋不休了；因此开始失去他的力量；也失去了他的精神中那种欲言又止的东西。他在四年以后又写了《红旗下的蛋》；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再次引起轰动。他以为是他的歌写得不好；还怀疑人们把他给忘了；于是不停地接受访谈；形形色色的记者———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都来找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力量在于“越来越会沉默”；也不再信心十足地“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他开始谈论自己而不再谈论自己的歌。一个有成就的人到了这种时候；通常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昔日他的那些崇拜者现在悲哀地发现：“崔健说得越来越多；唱得越来越少。”又过了几年；人们看到了他的最后一搏；那就是他的《无能的力量》。
。 想看书来
“毛泽东热”现象（上）
“崔健很老了；头发像草；头顶心的头发快掉光了。真的要变成假行僧了。”秦上闲这样说。他在200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最后一次去看了崔健的演出；在北京的“莱茵河声场”。几年前他见过崔健；印象中；那时的崔健年轻些；歌声依然“像一把刀子”。现在呢；“邻居大哥的形象没有变；不过快变成大叔了。”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个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辛鸣；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这是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小型会议。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曾在宣传岗位上担任领导的大人物；他大加赞赏。他赞叹这位年轻人的思想深刻：“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这种论述问题的方式的确不同凡响。辛鸣这个年轻人受到如此这般的鼓励；不久后就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发现毛泽东》。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现毛泽东”的人可真不少：30年代共产党的一群高级领导人在遵义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40年代刘少奇和彭真在延安发现了毛泽东思想；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国人民都发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是80年代；邓小平主持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现在辛鸣要说的不是这些；他的出发点是；在经过了七十年的血雨腥风之后；中国人还没有彻底了解毛泽东的价值；还有必要再“发现”。他“发现”的是眼前这一场“毛泽东热”。其实发现“毛泽东热”是用不着什么学问的———它就在大街上。《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人人都看见了。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反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那上面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有《毛主席的光辉》；有《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总共三十首；的的确确；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版这盘带子的时候；他们说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北京王府井书店订了两千盒；发货的那个人给搞错了；只送来两百盒；一个小时就被卖光了；书店急电打来；说再要两千盒。湖南有个个体户也拿走了五百盒；一边走还一边说：“红太阳的故乡；能卖不掉吗？”还不到一个星期；七八万盒就卖光了。看来所有人都低估了毛泽东的力量；他们还以为“小虎队”的告别磁带《再见》会占领那时候的市场呢；现在看来；还是《红太阳》厉害。出版社赶紧又制作了三十万盒；不够；五十万；还是不够；结果是一个月卖了一百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歌声最为嘹亮：
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说；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要不是满目西装、牛仔；到处新潮、精品；差点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时代。”上海有家报纸这样说。《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
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声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宋强和乔边两个人直到很多年以后还提到这件事；说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但他们既没有提到“发现”了什么；也没有提到“滑稽”。只是说；他们想起了80年代由刘索拉作词的一首歌；那里面有几句词；描述了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的怀旧心态；就像是90年代初弥漫在中国城市里的那种情绪：
我想最后向你告别；
我想最后转过头说再见；
忽然一段熟悉旋律；
在我耳边时隐时现。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那一段“熟悉旋律”；的确是“时隐时现”的；让人很难说“再见”。它的卷土重来；有着相当确定的时间可以追溯；它大致发生在1988年第四季度的某个时期。北京的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翻箱倒柜；把压在底层的毛主席像章找出来；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这都是二十年前那场“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而今居然灿烂依旧。大人们一边对孩子讲述当年自己如何省吃俭用；买下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国家又是如何倾全力制造这些东西；把造飞机用的铝材也拿出来造主席头像；总共造了三十五亿个；弄得毛主席呼吁“还我飞机”。可是除了毛本人；所有人都说他的头像还是比飞机重要得多。后来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他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