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拘泥于凡人的牢骚和慨叹。他的思考先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几个月后又出现在《中流》杂志上；让人眼界大开。
这个人的想法是；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话说得高屋建瓴；但多少让人听出他在怀念“第一代”的时候；也流露出对“第二代领导人”的不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警告；并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是惟一对东欧、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作过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著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个大好事。”
他侃侃而谈；自信抓住了时代脉搏。这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热”；像“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后来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个‘毛泽东热’会不会一阵风就过去了呢？”“不会！”他断然说；这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记者当场为他喝彩；说这一番“满怀热情”的谈话；体现了老同志“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密切关注”。他也停下来；把一双眼睛投向远方；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自信已经“上升到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一个名叫郑仲兵的人当时就说：“他们不是在搞借尸还魂吧？”
变化、真相与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新闻是瞬间的历史”。我一直认为，在今天，历史的书写者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学者，更重要的是媒体记者。历史书究竟应该写什么？传统史学多是写政治军事，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年鉴学派认为日常生活与习俗，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
热点聚焦□彭远文（书评人）
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中国过去150年经过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已面临历史上一个突破，“其中最重要的症结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登场”（《放开历史的视界》）。这个突破口，我愿意理解成1976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这是比朝代更迭、政权易手更为重要的历史时刻。1998年凌志军、马立诚合著的《交锋》是对突破之后思想###的实录，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变化》可视为该书的续集。
这是一本描述变化的书。
十三年里，发生的变化不胜枚举：治理整顿、反和平演变、邓小平南巡、长江水灾、惩治腐败、撞机事件、开发西部……这里我不想列举太多，单从《交锋》与《变化》之间的变化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从标题来看，《变化》就没有《交锋》那么锋芒毕露，作者笔法仍然犀利，心态却平和了许多。个中原因，与其说作者个人的改变，不如说是大环境的改变。《变化》虽然现在也登上了各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但要与《交锋》造成的轰动效应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的《交锋》被认为有“极大的政治背景”，短时间内有海内外上百家媒体介入，后来有人说，“《交锋》是被那些不许炒作它的人炒作起来的。”而现在的《变化》，虽然不失为一本好书，却大声吆喝，酒好也怕巷子深了。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和商业意识的张扬，这是《变化》与《交锋》之间最大的不同，也是这十三年来最大的变化。
书中提到这样一幕：人们去参观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故居，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句话：“所有的布置都和从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你可以解释为“个人崇拜”或“猎奇”，但在我看来，这是人对真相的一种渴求。所谓“变化”，总是和时间联系在一起。时间的流逝，足以掩去许多事情，不复得见。“所有的布置都和从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这是希望画面就此定格，不许动！
王小波说：“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于是需要提到作者的身份———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主任记者。众所周知，作为“两报一刊”之一的人民日报，并不仅仅是一份单纯的报纸，它还是“党的喉舌”，在建国后的历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虽然是皇权的附庸，但是秉笔直书的传统从来没有断绝过。这种传统现在在凌志军身上再次看到。对于个人隐私我提不起多大兴致，但政治事件属于公共领域，关系甚大，不可不知，而三十年前的事情显然又没有十三年前的重要。王小波没有说的是：时间的长短，与言说的风险成反比。《变化》显然并没有完全揭开真相，不过作者已经做到了“尽可能说真话”，在此我不能苛求。
“新闻是瞬间的历史”。我一直认为，在今天，历史的书写者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学者，更重要的是媒体记者。历史书究竟应该写什么？传统史学多是写政治军事，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二十四史被鲁迅先生斥之为“二十四姓家谱”），而年鉴学派认为日常生活与习俗，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胡适先生说得好：“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很少人能够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变化》不仅写了那些“大”人物、“大”事件，也写了“小”人物、“小”事情：卡拉OK的流行、新人类、新生活、迟到十七年的判决书、被超市搜身的女大学生……如作者所说：“有时候轰轰烈烈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久远，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本书没有陷入宏大叙事而难以自拔，这是我最为看重的。
有人说：“有意思的是，本书在三联韬奋书店的排行榜上正好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放在一起。”阅读《变化》，有快感，更有痛苦，可谓痛快淋漓！想来黄仁宇是乐观的，只是世事变幻无常，希望何在？也许希望就在年前向我借《通往奴役之路》的小女孩和住在我隔壁热衷于玩游戏的小男孩身上。图：
凌志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记录中国从1990年开始的变化
个体·生存·发展
一六五九年，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倒霉蛋鲁宾逊被丹尼尔·笛福扔在了荒岛之上，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漂流历险。我们不能确定笛福最初的创作动机和大致规划，但我们看到在荒岛历险的初级阶段，团结在鲁宾逊周围的只有山羊、海龟和鹦鹉，在这个阶段，鲁宾逊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最基本的生存。然而随着剧情的进一步铺展，笛福积六十年人生经验的想像力都无以为继：他看不出这个可怜的家伙除了成为一架日复一日重复劳作的农具之外还有什么前途，而从头到尾白描农具这样简单的操作显然不是一名作家喜欢干的事情，于是我们看到其后荒岛场景中逐渐出现了食人生番、黑奴星期五、遇险的白人海员等这样一些其他的——人，以及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鲁宾逊重获动力产生了更高的追求，并凭借着人群的努力重返文明社会，笛福也终于自圆其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个体人无法孤立于社会单独生存，即使是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也不能。
另一个明白无误的道理是：立足于社会的个人想谋求发展必须顺应于时代的潮流，就像滚滚洪流中的一枚树叶，逆流而上只可能被打翻并挟卷而下。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曾经经历的时代，还有，谁勇立潮头，谁随波逐流。
改革·发展·转轨
毫无疑问，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是发展的中国，并且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中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出的结论。更深层的事实是，改革是发展的推动力，并且是有效的技术手段。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比喻成蜿蜒的群山，“发展”就是由最坚硬的山脊连绵而成的山脉，而“改革”则是地底涌动的岩浆。
自改革开放拉开中国现代化进程序幕之日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缓慢但坚定有力地从意识形态落实成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生活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切实感受到了日益实现的“国富民强”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切身利益并为之欢欣鼓舞。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变化如影随形。
８０年代，被推到了改革潮头的广大农民，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得以解放生产力，成为其时中国最大的受益群体。这一时期的改革带有明显的政府培育的色彩。步入９０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行政色彩开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相对淡化，日渐成型的市场经济促使人们自觉选择并付诸行动，新型企业家以及活跃于大城市的精英人才逐渐成长为社会中重要的新兴力量。在此时期，我们看到改革已由政府的单一牵引转变为其与市场的互相推动。伴随着市场力量的成长，政府力量也同样在增强，并且其改革的决心受到了进一步刺激。于是从９０年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列车明确准备提速，明确准备驶过一个叫做“转轨”的站台，有些人将不得不被搁置在站台上。
梳理·探索·前进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大与正在召开的两会将在共和国历史上书写重要篇章，同时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意义重大。依照《变化：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２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的解读，党的领导人平稳地、制度化地完成了权力交接，“新任总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他的执政思想与前任一脉相承”。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我们在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方针指引下，满怀憧憬、干劲十足，努力把改变现状的欲望转变为现实。新一届政府仍然坚持“继往开来”，仍然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并且要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潮流，它与我们每一个人休戚相关——不管２００３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