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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戏文是戏文,生活归生活,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候是当真不得的。
在封建社会里,为一顶乌纱帽,即使是亲兄弟,也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别说史书中那些禅让,是冠冕堂皇做给人看看的,《三国演义》中的这个陶恭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屁股从交椅上挪下来。那个汉献帝做皇帝做得多苦啊,连怀了孕的老婆都保护不住,最后被曹丕一脚踢开时,不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舍不得丢掉王位嘛!
一般来讲,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上自天子,下至里正(也就是街道保甲长之流),是绝不会心甘情愿把权拱手让人的。除非屈服在某种压力,如果不放弃权力,可能还要失掉更多(包括脑袋)的情况下,才会乖乖地腾出位子。尽管孟德斯鸠说过“久握权力会使人腐化”,但所有这些大小官员,宁愿被腐化,也不愿交出权力,这大概也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戏文三国(2)
但《三国演义》却创造了这样一个让贤擢能的千古佳话,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和愿望。因为,历朝历代骑在人民头上,那些作威作福的,无德无能的封建统治者,谁也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皇子皇孙,无论好坏,老百姓根本无权选择。幸运碰上一位不那么坏的,不致草菅人命,那就谢天谢地;而若是相反,老百姓就得遭殃,而无以为生。所以,人们才喜欢听《让徐州》的说书,看《让徐州》的戏文,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宣泄,和乌托邦式理想的寄托,取得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由于这出臆想的戏文,更接近老百姓所希冀的,但难以实现的美丽憧憬,所以唱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便不细考究历史的真实,而能津津有味地陶醉其中了。
说到底,《让徐州》是一段伪托的历史,是戏文中事罢了。但作为言派的看家戏,值得一听,可如今,大概很难找到一位像言老板那样出色的演员,唱这出戏了。
灭绝人性的款待
中国人之善良和平,谦恭仁爱,在这个世界上,是数得着的。但某个皇帝,某个军阀,或某个什么也不是,手中有杀人之权柄,一旦暴虐起来,那份残忍之心,也着实可怕。古代在刑法中,有一条凌迟罪,那简直比医科大学里的解剖课还麻烦。行刑的时候,刽子手要将犯人一刀一刀地割切,用刀必须达到三千多次,还要保证罪犯不能马上毙命,所以,凌迟一个罪犯,常常要两天工夫。这种处决的方式,已失去任何惩罚的意义,而是人类最丑恶的变态心理的残酷发泄而已。
在中国旧小说中,有许多血淋淋残忍的描写。《水浒传》里那十字坡孙二娘开的黑店,如何将人肢解,肥的当馅,瘦的当臊,著书人一点也不觉得多么不妥地津津乐道。武松为张团练所害,返转来进行报复,不但将仇人的脑袋砍掉,连无辜的家属,使女,也一并杀死,著书人描写时,可谓有声有色,淋漓尽致。等到李逵劫法场去救宋江,挥开两把板斧,逢人就砍,许多看热闹的群众,也成了刀下之鬼。扬州说书中,光这一段屠杀无辜的场面,能说上好几天。这种以血腥为乐,以杀戮为快的残忍心理,很足以表现人类潜意识中的恶本质的。
《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杀管粮官,杀吉平,杀贵妃……充满了血腥气。而那个猎户刘安,杀了自己的妻子,挂在厨房里,将她臂上的肉割下来,炒出几盘菜肴来,供刘备食用,则是尤为令人发指的残忍。这是刘备被吕布赶出了小沛,匹马逃难,且投曹操途中发生的事情。因为途次绝粮,夜宿一个猎户家求食,此人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作者以平淡的笔墨,写这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面不改色心不动,实在是很可怕的。
因仇立意杀妻者,有之,无心误伤杀妻者,也有之。像刘安这样把妻子当成一只羊,一口猪,杀了待客,还说是狼肉,自有人类以来,大概也少见的。虽然,在此之前,杀了亲生儿子,烹制成一道菜呈给君王者,在此之后,杀了自己的爱妾与部下将士共餐者,这种人性泯灭的事,也并不乏见。无论如何,只是因为寻不着野味,而把老婆宰了拿她的肉来顶替,除非此人丧心病狂,是疯子,实在是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不能接受的。
上帝在伊甸园里,赋予亚当、夏娃那种男女情爱的本能,正是人类于摇篮中就有的最基本的感情,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子孙繁衍,才有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姑且撇开这些不言,作为人,一个生命载体,有她几乎是本能的求生欲望,只是为了贵客盘中的一道菜,就给杀了。而视他的妻子,如同栏中圈养的猪羊鸡鸭的这个丈夫,做出这种绝对是反人类的罪行,姑且把他当作神经上的不正常。但写书的人写了,不以为荒谬绝伦,评书的人评了,漠然不动感情,真是令人骇异。
毛宗岗评到这里,曰:“刘备以妻子为衣服,此人以妻子为饮食,更奇。”只是有一点点不以为然的意思。李卓吾在回目后曰:“刘安杀妻,固非中道,犹胜吕布因妻而杀身者也。”虽然有否定之意,但觉得他杀妻杀对了,至少比吕布强。这位在当时属于思想解放一流的李贽先生,竟不抗议一声,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在古老的中国历史的残暴和愚昧中,是无法植根的。
另一位《三国演义》的评点家李渔,可能有些看不过去了,此公是特别钟情女性的。所以他从创作这个角度,发表议论:“欲以感切之事形容受之者之好处,不知言之太过,反成惨毒。文字不可太过,于此可见。”
愚昧和残暴是一对孪生子,只要有愚昧,就有非人的暴行。时至二十世纪末的文明世界,不把人当人,尤其不把女人当人的种种恶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难道就会完全绝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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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和衣带诏(1)
在《三国演义》里,汉献帝是一个当得不很开心的皇帝。他先是被董卓当作手中的一张王牌,后来,又成了李催郭汜争来夺去的一份本钱,结果,是曹操掌握得牢牢的绝对是被摆布的一个傀儡。
所以,他不能忍受这种高级囚徒的生活,被曹操挟制得喘不过大气来,就策划一次反曹的行动。但他实在没有力量,也不知道谁可靠,谁不可靠。就给国舅董承写了封血书,不好公开交给他,藏在衣带里,连衣服一块赐给他,要他以这封信为号召,地下秘密串连,组织力量,举事起义,推翻曹操。后来未能成功,被曹操的特务系统发现,于是,杀了许多人,汉献帝更加不自由了。
在历史上,这种失去皇冠的帝王,重新坐回到他的龙椅上,叫做复辟。有的皇帝,虽然名义上还算是九五之尊,但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个玩偶,为摆脱这种被人操纵的命运,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所进行的种种作为,也是一种复辟行为。
同在这部《三国演义》里,公元200年曹操因衣带诏杀董承、王子服,诛董妃。无独有偶,公元254年司马师仍因衣带诏杀夏侯玄、张缉,诛张皇后,这实在太巧合了。不但故事情节一样,人物身份一样,场景地点一样,连具体做法也一样,只不过时间相差半个世纪罢了。由此证明,衣带诏是皇帝自己搞复辟的一种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当这种皇帝,真不值得羡慕,还不如当老百姓。
到了如此田地的皇帝,任人俯仰,其自由的程度,通常都是和囚犯的境遇相差无几的。其所能依赖凭借的政治基础、军事力量,大半是远水不救近火的。由于生活在荆棘之中,周围除公开身份的名为御前官员,实际是除监督皇帝行动的耳目外,更有秘密身份的暗探,作为后宫的阉人奴婢之类环视左右,窥探一切。所以,皇帝落到这步田地,充其量是一个享受高级待遇的囚犯罢了,在牢笼里搞复辟,成功的可能性,通常是不大的。
法国路易十八所以能成事,居然搞出来一个复辟王朝,并不是他的功劳。虽然他日夜都在梦想,夺回他哥哥路易十六于断头台丢掉的王位。要不是有实力的反拿破仑的联军获胜后,在政治上希望法国恢复旧有的君主制,从国外把他找回来,他也不可能梦想成真。所以,惟有靠这类实力派的重温旧梦的复辟,倒往往能奏一时之效的。不过,几乎也是规律的,凡这类复辟一旦成功,旧的王朝卷土重来,君临天下,重建旧秩序的过程中,必定是充满了血腥和恐怖的。于是,凡逆历史潮流的任何复辟,寿命总是长不了的。而复辟者的名字被钉在耻辱柱上,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时代的潮流,总是向前的,想回到昨天去重温旧梦的人,他们感情上的依恋和怀旧,或许可以理解;但对于已经生活在今天,并且向往着明天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沉重的梦,已经不可能再有吸引力。
皇帝的复辟,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逊位,还有张勋复辟的丑剧发生,这便是真正的授人笑柄了。皇帝早是明日黄花,帝国也已烟消云散,为什么这些人非要逆潮流而动呢?因为遗老遗少,仍沉醉于昨日王朝的梦中不醒,拖着小辫子的失意政客,还幻想找回早日的辉煌,身无片甲的没落军头,怀着江山易色、江河日下的恐惧,曾经被御用过的无耻文人,对于新生事物的难以遏制的切齿痛恨,和那些也被御用过的贵妇名媛,继续眷着黄金岁月的风流。所以,这班人一遇机会,便像鲁迅先生讲过的沉渣泛起那样,来一通闹剧。这种游戏式的复辟,在历史上,是从来也不曾绝迹过的。
凡搞复辟,都不可避免地要倒退,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