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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问，相对于蜀来说，孟获充其量，草寇而已，值得诸葛亮率师亲征吗？值得六擒六纵去做什么战争攻心试验么？
因为每次俘获了孟获，都是连同主帅到士兵统统予以遣返释放。所以，孟获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蜀汉的沉重打击，以致到溃不成军的地步。只要人仍在，自然就心不死，这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稍作休整，扩兵买马，必然又会倾巢出动。这也是孟获六次被擒而不服的根本原因。直到盘蛇谷全歼三万藤甲兵后，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才算真正认了输。
这就是说，诸葛亮仅仅依赖精神力量去征服对手，而不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是不会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的。道德和文明的感召，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唯有在对手的战斗力基本丧失，已无可还手的可能下，精神作用才可以充分发挥。所以，归根结底，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双方实力的消长。
如果诸葛亮认识到这一点，早在一擒再擒时，就把不肯认输的孟获降服了。在文学上也是这个道理，拿出一部像样的，说得过去的作品，要比在大会小会，报刊上自吹人捧上一千句一万句，更有说服力。孟获所以不认输，就因为他手中有可恃的实力，不信，诸葛亮不烧藤甲兵的话，他会孬吗？
中国人有句俗话，“事不过三”，甚至“可一可二不可三”，但诸葛亮以至于七擒，这种“雷公打豆腐”的威猛，也摆脱不了中国人性格中，那种对于强者的怯懦，和对于弱者的施虐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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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难辞蜀亡咎（1）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伟人也难例外。
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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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难辞蜀亡咎（2）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远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诸葛亮不用魏延计（1）
诸葛亮始终把魏延看作敌人，至少也是异己分子，不信任，不重用。一个老百姓，存偏见，顶多自己吃亏，但一个领导，以成见看人，形而上，唯心论，不但害人，还要害己的。
孔明之所以先南征而后北伐，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把扰乱边庭的南方少数民族平定下来，再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过秦岭，兵临渭水，直逼畿辅。想步曹操官渡之战、周瑜赤壁之战的后尘，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名垂青史。
他这时最需要的，莫过于使他进攻奏效的计谋了。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计谋的书，至今被政治家、军事家，乃至于所有动心眼的人，视作一部简明教科书。这部书中，有许多成功的计谋，也有许多失败的计谋。还有一些未待实现，便胎死腹中的计谋，最有名的就是魏延出子午谷奇袭关中的飞兵之计。
可惜，这个计谋不是孔明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他得意门生马谡向他建议的，而是他所不喜欢的魏延向他进言的，我想他当时听了，一定怦然心动，但是，正因为是感情上的拒绝，这个飞兵之计，被诸葛亮枪毙，胎死腹中。否则，魏延率兵挺进长安，三国的历史不知该怎么改写呢？
看起来，一个伟人，“从善如流”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
当时，魏主曹睿临位不久，司马懿被闲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夏侯楙掌握兵权，是个绝好的趁虚而入的进攻机会。所以，魏延向主帅诸葛亮建议：“闻夏侯楙，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唯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及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余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得矣！”出其不意，击其不备，这本是军事家最经常采用的战术，但诸葛亮以稳妥为由拒绝了。
他一生用兵谨慎，这是事实，但他绝不是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