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些“闹”，互相攻讦，自相残杀的事情，便免不了要发生的。
结果，只有曹操单枪匹马与董卓战斗，荥阳一战，差点把曹操的小命送掉。所以，他也撂挑子回山东去了，这次联盟也就垮台了。他的“竖子不足与谋”的名言，表明了他内心的一种觉醒，是对这些“闹”们的绝望，与其勉强的合，还不如彻底的分。合是暂时的，相对的，某种程度上说，还是靠不住的；而分是长远的，绝对的。所以，这个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枭雄，一生不跟谁结盟。有时也许喊几声精诚团结的口号，其实那也是策略上的需要罢了。他还把他的女儿，嫁给汉献帝呢。这该说是合成了一家人似的亲密了吧？其实，他防这个傀儡皇帝，比任何一个敌人都更警惕。
董卓面对虎视眈眈的山东诸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迁都长安，丢下一块骨头，放弃烧成焦土的洛阳，让他们去争夺厮杀。此时各路诸侯中，以袁绍雄踞冀、青、并三州，实力最强；曹操次之，占兖、豫二州，有急起直追之势；其余韩遂、马腾占凉州，袁术、孙策占扬州，刘表在荆州，刘璋在益州，公孙瓒在幽州，陶谦在徐州，则更次之；刘关张三兄弟这时候只是个小角色，连立足之地也没有，寄人篱下，势单力薄。但这些诸侯，哪一个也非安分之辈。这些大“闹”小“闹”们，由于政治野心的膨胀，军事力量的增强，没地盘的要找地盘，有地盘的要扩展地盘，必然要膨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于是，袁绍、韩馥、公孙瓒、孙坚、刘表，就打了个不亦乐乎。
分合之道（2）
综观东汉末年的###，是很能说明这个分合之道的，一个统一政权的瓦解以后，必然是一个分封割据的，同时也是互斗厮杀的局面。原先本一体，现萁豆相燃，往往更残忍，更剧烈，更迁延时日。流血的创口，久久也不能愈合。前共产党苏联的分崩离析，前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战乱频仍，就是最能说明这种合不易合，分更难分的一个持久的动荡不安的现实。
明白分合之道，那么文坛时下的热“闹”何来，也就略略知其端倪了。
董卓的龙床梦
董卓一到洛阳，用格杀勿论的恐怖手段，把满朝文武镇压住，人人噤声，命若悬丝，再没有人敢说个不字。于是，这个翻身户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最热衷的事情，莫过于每天入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了。
西凉鄙夫本是追逐最高权力而来，当他在边陲当镇守使时，眺望大漠，远离繁华，人烟稀少，极目萧条之中，不知做过多少次的这种龙床之梦，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
这也曾是中国的痞子、无赖、流氓无产者，无可讳言，还包括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和失败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们，一个朝思夕想的梦。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时，这个梦曾经是鼓舞他们冲锋陷阵的原动力。“迎闯王，不纳粮”，这个物质利益的口号，对老百姓来讲，也就足够了。但领袖们所以积极造反，拼命厮杀，那可是为了锦衣饫食，金银财宝，美女如云，玉体横陈的远景。所以，他们一旦夺得政权，最急于付诸实施的事情，就是马上搂住大把美女，和抱住大罐金钱。否则，他们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图个什么呢？
李自成进北京后，那位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刘宗敏，跨进城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顶尖美女陈圆圆，并把她占有。这样，他可以对自己说，老子总算没有白干革命。由此可知，他过去的枕戈待旦的积极性之中，那位色艺双佳的美人，肯定是他魂牵梦萦过的。可是，他却不愿想到把陈圆圆弄到手后，那位驻扎在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会是怎么一个态度？
这就是农民革命家之只管眼前，罔顾将来的短见了。
一个靠天吃饭的庄稼人，最远从春天看到秋天，或者冬天。至于来年是个什么样的远景，则未必能够预卜的了。因为未来的不可知成分太大，有可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是老天爷要不开脸的话，颗粒无收，赤地千里，也说不定的。因此，这种经济状况势必养成他的短期行为。所以，得捞就捞一票，得抓就抓一把，谁能保证以后还有没有抓捞的机会。
所以，阿Q在土谷祠里做革命成功的梦时，要和吴妈睡觉，要摸小尼姑的脸，发展到要取赵司晨的妹子。这和毛主席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里说到的，乡民们有了权后，一定要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心态，多少有些相通。一方面因为在等级社会里，森严的尊卑制度所形成的逆反心理作怪；另一方面，小农经济本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认为能够像帝王一样，拥有性特权，便是他们向往的人生最高享受了。
时至今日，有些陡然富起来的农民，第一件事，盖一座刘文彩式的地主庄院；第二件事，养几个女人，寻欢作乐；第三件事，每个手指头都套上金戒指；第四件事，则是修坟买棺，刻石立碑。这种姑且名之曰“龙床情结”的心态，可能是很多中国农民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所以，他们一旦参加革命，一旦获得政权，只追求循环的轮流坐庄的满足，更无再多发展前进的向往，这也许是中国数千年不得进步的根源之一吧？
曹操的出身（1）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一曲唱不完的老调子。
持血统论，出身论，成分论的人，在中国，从古至今，总是络绎不绝的。这大概和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那种不变的世袭制度有关。皇帝的儿子当皇帝，贵族的儿子做贵族，奴隶的儿子，也就永远是奴隶了。古往今来，凡皇帝、贵族和他们的儿子，都喜爱唱这老调子，说穿了，也是维护那个既得利益的等级制度。
唯一的例外，三国期间的大政治家曹操，倒是历史上比较不大买这种老调子账的帝王，着实让人钦佩了。
当时，魏蜀吴三国首领，要论出身，吴为江东贵族，魏是中原豪强，只有刘备，是个织席贩屦的手工业者。要以今天观点，刘备应该为自己可划入红五类而庆幸的。但在汉代，他自己颇有点自惭形秽，穷酸窘迫，深感上不了台盘的。于是，总抱住皇叔这块招牌不放，到处显示他形迹可疑的贵族出身，又可笑，又可怜。所以，他一听太史慈说，孔融求他出兵，马上得意起来，“孔北海尚知世间有刘备乎”，一脸悻悻然的样子，很觉得被这位大世族看重而自豪。后来，被东吴招为驸马，也是以皇叔的身份，再去攀附江东贵族的高枝，说明他是服膺于这种老调子，而想拼命挤进贵族队伍中去的。
曹操则不然，他并不期求这种高贵身份，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他只要求死后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就行了。虽然作为谋略，把女儿嫁给了汉献帝，当上了皇帝的岳父大人，但他从来没有为此而自炫过。孔融在北海混不下去，跑到许都来，他也没有像刘备那样觉得荣幸，后来，因为孔融老是捣乱，便不客气地将他杀了，根本未把孔子世家当回事。其实，正因为孔融是士族的代表人物，才要了他的命的。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把袁绍、袁术、刘表之类出身名门望族的州牧，统统予以否定，倒把平民出身的刘备抬得很高。曹操的话里，多少也是含有一种对门第观念的否定情绪。
因为自秦汉以来，这种老调子使得选拔人才的圈子，越来越狭隘，进取的机遇，越来越不公平。单向选择的结果，官员的质量越来越下降。所以，对于这种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曹操是一个具有挑战精神的人。他一再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门不拘一格地擢用人才，哪怕像陈平盗嫂受金、不干不净、信誉不佳的人，像白起杀妻求信、母死不归、贪酷可疑的人，只要有本事，就要予以使用。
曹操从他早年任洛阳北部尉起，就反豪强，蔑权贵，表明了他对这种老调子的厌恶。“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
后来，董卓窃权当国期间，曹操作为总策划，会盟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理所当然，他应该统帅这支队伍。因为他不仅具有组织能力，还有相当的领导能力。但是在誓师大会上，袁绍却被公推为盟主，又一次使他对于龙生龙，凤生凤论调的质疑。他是说过，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的言不由衷的话，实际上他是不相信像这类仗着老子娘的余荫，依赖先人光荣的子弟，既非武艺高强，更非韬略出众，能够指挥这次军事行动。可曹操不过试探的话一出口，那些诸侯都是血统论的拥护者，皆曰：“非本初不可！”于是，曹操不得不把领袖的位置，拱手让给袁绍，这一方面是他的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另一方面也是十八路诸侯所持的门第等级观念，使他觉得自己的家世无法予以相敌。正是这种处于弱势地位的逆反心理，促使他一生在反抗这种等级观。
这场讨卓行动，由于袁绍无能，袁术作乱，遂以四分五裂告终。曹操气得直骂：“竖子不足为谋！”也是对这些没有真本事的名门子弟的彻底唾弃。他在《取士毋废偏短令》里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他之所以特别强调唯才是用，不讲德，不讲资，也不讲出身和成分，是有他的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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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出身（2）
按他的意思，如果是老鼠的儿子，有打洞之长，也要起用。他的一生中，招降纳叛，不咎既往，大胆使用从敌对阵营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不可胜数。譬如他对捉住的关羽，那样地隆重礼遇，恐怕此前此后的领导人，都很少有他这样的气魄。但另一方面，他在对付皇帝、贵族、豪强和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在《诛袁谭令》里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