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心术不正的人，心理状态不健全的人，或压根儿就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变态症患者，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旦染指权力，便会恶性膨胀。在历史上，帝王，后妃，弄臣，太监之间的宫闱斗争，是帝国最高统治层面中，最见不得天日的藏污纳垢的所在。由于一些性苦闷和性变态的女人，和一群无性能力却有性虐待狂的奴才的深深卷入，互相争宠，彼此倾轧，煽动仇恨，疯狂报复，所达到的残忍程度，罔顾人性，恨不能食肉寝皮，生吞活剥。这种无声的罪恶，恐怕是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记录了。
蔡邕之死（1）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叫“士”。
士，讲究清高，“士可杀，而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士农工商排行榜，他放在第一位，说明对士的尊敬。《礼记》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哪怕犯罪，士由于其学问人品，也享有特权。譬如不绑不捆，不拉不拽，即或是死罪，也不押解到荒郊野外砍头。
士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文化传统和精神力量的象征。有的，为了坚持真理，不怕掉脑袋。“留取丹心照汗青”，“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着实弘扬中国人的志气的。要无这些人增光的话，历史也太暗淡了。
但是，五千年来，有的时候，有的士，说起来挺像回事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正人君子，道德文章，他自己也觉得挺像回事的。然而，屈服于暴力，拜倒于金钱，败坏于酒色，砸锅于荒唐，也是屡见不鲜的。更多的士，却是由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感情冲动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汉末灵帝时，侍郎蔡邕的悲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他就是那位以《胡笳十八拍》闻名的女诗人蔡琰的父亲。蔡琰好文辞，精音律，看来确系蔡邕家学渊源。蔡邕一生以辞赋、书法、音乐方面的成就，成一代宗师，为世人称重，是士中的佼佼者。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他自写碑文勒石的。他还深通音韵，所制作的一把焦尾琴，史称千古一绝；辞文则更出色。“穷变巧于台榭，民露处而寝湿。请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愤慨之声，发自肺腑。倘不丧命，修撰汉史者，非他莫属；在朝廷中，也是个有识见、敢进谏、不畏强权的政治家，为此获祸于宦官，流放朔方，亡命在外十多年。
就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有头脑，有节操，敢作敢为的士人，一位大学问家，竟在董卓拥兵窃国，杀人如麻，天昏地暗，正直的士无不远遁他乡，不屑也不敢与之为伍的时候，蔡邕却在胁迫之下出仕。所以说，聪明和糊涂，虽是对立的概念，但在一个人身上，矛盾是可以统一的。而越是大知识分子，也越是难免“大智若愚”的状态了。
按说，蔡邕不会不了解那个有豺狼食人之心，怀不轨叵测之意的独夫民贼，不会不明白这样的官是做不得的。但是，董卓托人捎话过去：“我是会杀人的，你不来作我的官，我不但杀你，还要杀你的一家！”在军阀的淫威之下，为了保住脑袋，蔡邕遂“偃蹇”。生死关头，士常常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的苟且之计，也许还不能称之糊涂。但蔡邕当真的做起官来，为董卓划策进言，很难说是他的聪明，还是真正的糊涂了。
其实用蔡邕，是董卓听信他女婿李儒的建议，这个狗头军师要他“擢用名流，以收人望”，本来不过是做做样子的。蔡邕完全可以虚与委蛇，像司徒王允，虽照样在朝，却在用连环计图谋董卓；或者像后来的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到了洛阳以后，《后汉书》说董卓“三日之间，周迁三台”地提拔重用，这让他受宠若惊。
所以天怒人怨的董卓被王允定计伏诛，暴尸市中，人人争食其肉的时候，蔡邕“不为国庆，反为贼哭”，在那儿俯尸不起，这实在是绝不能原谅的糊涂了。被捕以后，他竟然说，大义他是知道的，向背他也是明白的，“但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
明知自己错，但振振有词，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大概连最后一点聪明，也丧失了，于是被缢死狱中。
好动感情，是知识分子的致命伤，一旦感情用事，便会部分地或全部地失去理智。蔡邕肯定是无可救药地彻底糊涂了，所以明知董卓死有余辜，才定要这样感情冲动一下的。不过，他不像有些聪明人（这样的士是屡见不鲜的），躲得远远的，赶紧划清界限；或者，杀回马枪，检举揭发以立功赎罪；或者落井下石，死咬一口余党，求自己解脱；或者，标榜先见之明，早就是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勇士等，拿他人的血，来洗净自己，然后衣冠楚楚，脸一点也不红地招摇过市。
蔡邕之死（2）
假如前提不是董卓的话，这种士的不够聪明或者实在糊涂之处，似乎也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不知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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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子不足与谋
一个傻瓜提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上，这是一部电影里的台词。但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和一群窝囊废或者脓包蛋，合作做一件事的话，成功的希望等于零，且不去说，而且绝对有被这些合作者气晕过去，气得死去活来的可能。
曹操终于发现，他错了。第一，他订错了目标。第二，他选错了伙计。他发起的这场###董卓的轰轰烈烈的联盟，还没有正式交锋，就分崩离析了。一气之下，单枪匹马，追杀下去，荥阳一战，被董卓打得差点送了小命。败退河内之前，愤愤中所说的这句“竖子不足与谋”，反映了他内心的一种觉醒。他决定，和这帮狗咬狗一嘴毛的合作者分手，自己干自己的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曹操挥师山东，跳出是非地，实在够英明的。
在《三国演义》中，曹阿瞒是个被否定的人物，在三国戏的舞台上，他是个涂大白脸的角色。白色，在脸谱里是奸邪的象征。曹操是很奸诈，很毒辣，杀人不眨眼，但是，他在汉末蜂起的群雄当中，却是最出色的人物。他反对引外兵诛宦官，对何进说：只需一狱卒，足矣。说明他的见识。只身行刺董卓，随机应变，得以逃脱，说明他的果敢。组织过讨卓联军，汇集十八路诸侯，说明他组织才能。
但没想到，竖子不足与谋，于是这个枭雄，意识到汉室凌迟，朝廷衰落，日暮途穷，无力中兴。曾经寄予众望的诸侯领袖人物，所谓的四世三公名门之后有相当号召力的袁绍，不是成事之辈。其他庸碌无能，则更等而下之了。
俗话说，跟着鸭子学走路，早晚落个罗圈腿。同样，若不逃避庸俗，也必然会被庸俗腐蚀。曹操与这些胸无大志，只知蝇头微利的人，义无反顾地决裂，表明他思想的成熟。遍顾宇内，有大志向，有大作为者，舍我其谁？肯定是曹操在兖州养精蓄锐时的精神状态。
这是曹操一生中重要的思想转折点。他在《蒿里行》一诗中这样回顾的：“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说明他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自己在历史的这一页中，该扮演什么角色了。
他不再以作一个兵强马壮，举足轻重的一方诸侯，在逐鹿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盟主，代替袁绍的位置就满足的了。他的力量，他的雄心，他面临的大好机遇，和董卓挟天子威令不臣的启示，他把他的目光注视到一个新的高度，身在山东，西望长安，问鼎九五，已不是什么非分之想了。所以，他不参与袁绍、公孙、韩馥的夺地抢权之争，在一旁冷眼旁观；也不像马腾、韩遂兴勤王之师，讨贼杀敌，宁可坐等其变。那种十八路军马会盟，把袁绍推为盟主的事，他是敬谢不敏的了。
他要自己单干了，由此招贤纳士，扩充实力，帐下文有谋臣，武有猛将，俨然一番立国气象。当荀文若弃袁绍投奔他时，他说的“此吾之子房也”，分明表现了他以汉高祖自诩的胸襟。
一个有志者，必有不怕孤独的勇气，才能走出重围，别开生面。所以，有雄图大略的人物，不但要有超凡脱俗之思路，去陈趋新之行径，敢作敢为之胆略，不羁一格的作为，还得有逃避庸俗包围，不与竖子为谋的决断。曹操所以能成大事，就在于他的及时觉悟，另谋出路，否则，他和那些鸡争鹅斗的诸侯，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学会跳出去，站高点，思想飞跃一步，不也有益于我们每个人的事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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罄竹难书的董卓（1）
在一般人心目中，董卓是和吕布、貂蝉连在一起的。舞台形象是大花脸，将军肚，粗声浊气，酒色之徒。一见貂蝉，马上表现出一种性的高度亢奋状，哇呀呀地冲动起来。那急不可耐的下三滥的样子，充分刻画出一个绝对粗俗，绝对低档，但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形象。
董卓，“豺狼也”，这是他同时代人对他的评语，充分说明他的恶本质。好色，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一个人，混到了拥有极大权势的地步，弄个把女人玩玩，那就是无伤大雅的小节了。史书通常都不记载，只有小说家差劲，总抓住大人物这些小地方做文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一部讲权谋的书，全书的第一个计，就是“连环计”，就是用女人来诱好色之徒上钩的计。中计的恰恰是董卓，于是编成小说，编成戏文，他和吕布都成了爱情至上主义者，为貂蝉差点要像西洋人那样决斗。明人王济写过一出戏，叫《连环计》，是昆曲，也改编成为京剧过，不知是否为拥有性特权的大人物所不喜欢，这出戏后来很少上演。
其实，董卓一开始，并不是个完全充满兽性的杀人狂。
史书称他“少好侠”，“有才武”，但是权欲和贪婪，复仇与疯狂，和他长期在西北地区，与羌、胡少数民族周旋的影响，他本是粗鄙少文的一介武夫，在不停的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