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母丛有裕黾恿思寤男猩罟芾碇澳艿哪讯取�
安置的方式（4）
在上山下乡运动初期，许多集体户的知识青年是按他们在学校中受到的有关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甚至像陕北那样非常贫困落后的地区，一些知青集体户也曾试行过“小共产主义”的制度。所谓“小”，是指“共产主义”的范围仅限于本集体户，而这种“共产主义”的实质则是极端艰苦条件下人们在分配上实行的平均主义的原则。集体户内，口粮和工分统算，轮流驮水做饭，成员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就连偶尔收到的家里寄来的包裹（糖果香烟之类）也是平均分配牛角：《片笺波澜》，《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当时，许多集体户是在原先同一学校甚至同一班级基础上自愿组合的，关系比较融洽，增强了“小共产主义”的可行性。
往往哪一个地方的知识青年在思想上愈富理想主义，行动上愈富实践精神，文化素质与道德水准愈高，其集体户的“公有”色彩就愈鲜明。一名陕北知青在###中将自己所在的知青小组说成“理想主义的一群”，过的基本上是“战时共产主义”或“共产公社”的生活。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是可供分配的东西太少）。每个人都尽力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个人（不分男女）都轮流做五天饭；每个人轮番参加公社、县、地区、省里的会议；工分也是集体户统一结算、集体分配。唯一的区别，每个人的工分是由生产队的记工员记在个人的记分册上郑秀满：《那时，我们还太年轻……》，《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里，老一辈革命者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并不陌生。当他们为着一种理想的追求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时，又有什么必要去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微小得失呢？同样，当一批批满怀豪情的知识青年在贫困落后的乡村重新尝试“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时，精神上是基于同样一个理想的支撑。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时髦一时，被吹嘘为“限制三大差别”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也助长了“共产”风在知青集体户中的蔓延。因此毫不奇怪，平均主义的种子有时会突破集体户的壁垒，在更大范围发芽开花。
1969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介绍了井冈山小通大队在知识青年中试行“合作互济”分配方法的经验，即把每个知识青年的劳动所得和国家发给他们的安置费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统一安排生活。由于这些知识青年到农村不久，劳动收入还不很多，又不善于安排生活，实行“合作互济”后首先是保证每个青年都能获得基本生活费用，其余作为积累。知识青年患病和家庭困难需要补助，经知青们讨论，由大队批准。这篇经验认为：这个分配办法，充分体现了阶级友爱，知识青年可以在不增加国家负担，不增加贫下中农负担，不增加家长负担的情况下，解决到农村后遇到的一些经济困难，更好地接受再教育。经验还认为：“合作互济”的分配方法，培养了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很多青年积极劳动，为“合作互济”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合作互济”的思想基础。
小通大队经验的特点之一，是打破了同大队各知青集体户经济上的畛域，以大队作为一个统一的分配单位；特点之二，是典型的“大锅饭”（即平均主义）做法，与按劳取酬的原则则格格不入。应该承认，当知识青年在农村立足未稳之际，实行这种“大锅饭”分配方法，对于保证每个知识青年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他们尽快稳定下来，是会奏效一时的。不过，由于这种做法完全脱离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考虑知识青年本身存在的差别和实际利益，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注定了它虎头蛇尾，难以为继的结局。
安置的方式（5）
一些地区的知识青年曾经自发地试行过类似于“合作互济”的经济管理办法，无不以受挫告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阿尔山宝力格的36名北京知识青年，在1969年初第一次年终分红时就组织了以大队为单位包括若干集体户在内的所谓“小共产主义”的经互会。经互会宗旨是：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统一管理劳动所得，按照大家的实际需要支配。经互会设经委会，选出三人管理小组。经委会的六条公约是：经委会是在自愿基础上成立的群众组织；自愿加入，退出自由；每一个成员都要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每人每月十元生活费，大件东西由集体统一置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健全财会制度，定期公布账目。经委会成立后，除每月十元生活费外，还负责支付知识青年探亲路费、伤病者医药费、服装费。然而，知识青年思想状态本来不一样，有的自觉，有的不够自觉；个人情况也不同，有的年年探亲，有的二三年才探亲一次，在家逗留时间也长短参差；有的人爱惜衣着，有的则不太爱惜，个别人认为，坏了没关系，反正有经委会。这样一来，个人的实际收入与支出明显脱节，长此以往，就在“小共产主义”的躯壳内打入了分裂的楔子。所以，尽管经委会的管理小组恪尽职守，知识青年们还是感到在经济生活上过于受拘束，要求解散的呼声渐起。在宣布解散以前，这个经委会竟坚持了三年之久李仿：《小共产主义》，《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应该说已是一个奇迹！
知青集体户中一度流行的“共产”风，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首先是历史的条件，主要是指长期以来学校中按部就班实行的理想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集体主义教育、阶级友爱教育；其次是现实的条件，主要是指“###”初期平均主义思想在社会各领域的高扬。最终，知识青年的这种“乌托邦”倾向被严峻的现实生活一扫而光，他们的头脑也比较清醒起来。而曾经洋溢在知青集体内的互相理解、互助互爱、同甘共苦、扶贫济弱等等高尚品性，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当“共产”风陷入沉寂后，集体户知识青年普遍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领取个人报酬，同时共同分担集体户的必要支出。与此同时，知识青年间因为闹纠纷，导致集体灶散伙，每人“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劳动、生活自顾自的现象益发普遍了。
（二）农场（兵团）知青的安置
早在5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知识青年参加农场建设。1962—1966年，国营农场累计接收安置了42万城市知识青年此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3页。《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则说有257万人。。
“###”开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迅速扩大。截至1972年底，到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已有200万人，约相当全国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和的1／4此数字系1962—1972年合计。目前两组数据略有差异。一组是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1973年6月）提供的，称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总数为873万人，内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207万人（占总数的24％）；一组是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81年3月）提供的，称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数为845万人，其中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196万人（占总数的232％）。。这以后，多数农场、兵团人员极度饱和，安置知青人数剧减。整个“###”期间，安排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近250万人（约为下乡知青总数的18％）此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2—3页。《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则说有220万人。。各垦区接收知识青年的人数是：黑龙江垦区55万人，广东垦区36万人，上海市农场32万人，辽宁垦区22万人，新疆、云南、内蒙古垦区各10万人，江西垦殖场8万人，江苏、湖北农场各5万人，湖南、安徽和北京市农场各3万人，其他省、区的农场在2万人以下。 。 想看书来
安置的方式（6）
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中，有60万人是跨省、区安置到边远地区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他们主要来自京、津、沪三大城市和浙江、四川两省。跨省安置的走向基本上依照“###”前的旧轨而因时因事有所变通：北京青年12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少部分到内蒙古垦区；上海青年27万人，其中12万人到黑龙江垦区，近10万人到新疆垦区，4万人到云南垦区；天津青年8万人，半数以上到黑龙江垦区，其余主要到内蒙古和甘肃农场；浙江青年4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四川青年4万人，绝大多数到云南垦区《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个别数字不准确。如上海市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为97万人，书中却说有8万人。。
60年代后期，全国大部分省、区相继以国营农场为基础，组建了一大批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建师，划归各大军区或省军区领导。生产建设兵团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内部保持着军队师、团、营、连的建制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由于“###”期间进入国营农场系统的知识青年近半数被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遂使这种组织形式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形成不解之缘。
生产建设兵团体制肇建于50年代初。1954年，经###中央批准，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以平战结合、寓兵于农，“屯垦戍边”为宗旨，实行以农为主，多种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