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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说更多的快乐是不证自明好东西。心理学家在1922年对1216个儿童的成长经历进行了记录，结果发现，那些最快乐的孩子要比那些不快乐的孩子寿命短，那些小时候明显快乐的孩子长大以后更容易饮酒、抽烟和冒险，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们乐观的性格使他们容易低估危险。精神病医生推论说：“乐观和积极向上的性格有利于人们积极地面对短期的危机和困扰，但是长期来看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它们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有益的。”
一个枯燥无味的事实是，快乐是我们人类适应进化的产物，它能够使我们在恰当的时间采取恰当的行为，从而能够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机会。快乐能帮助我们趋利避害。同样的，那些不太让人愉快然而必须接受的情绪，如厌倦、沮丧、悲伤以及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也有这种趋利避害的作用。这些情绪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恰当的时间采取恰当的行为，从而使我们的生存境况变得乐观，有地方住，有饭吃。人类能够感受到快乐，但是一些低等生物，比如海鞘，就没有这种能力。人类会感到厌倦，沮丧和悲伤，海鞘也感受不到。因此，遗传学家多布然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说：“生物的一切特性都可以找到进化论的原因。”假如我们感受到一种情绪，那是因为进化的需要使然，它肯定是有用的。人们试图拒绝某些本性，或者想用别的东西替换它们，那就像禅宗里所讲的一个*的人试图脱掉自己的外衣一样无济于事。
负面情绪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寻找负面情绪的积极价值和意义，看上去就像炼金术士炼金一样不合时宜。但是很久以来人们就已经知道，适当的悲观主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这个世界，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郁闷的现实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活给我们捧出的不光是美酒，更大量的是一些不好的东西，人生不如意事十之*，保持一种苛责的悲观的视角，能够提高我们对未来的预见性，而那些乐观主义者往往以歪曲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们容易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成功、境遇以及让人快乐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同时，适度的疑心病也是有益健康的，我们天生就会时时注意自己的身体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要防备被感染的食物以及各种传染病。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快乐足够了（2）
数百万年以来，正是凭借郁闷和忧郁症这些负面情绪在进化方面的优势，我们穴居时代的祖先才得以生存和繁衍下来，而不像他们快乐的邻居那样早早夭折。如果你总是感到很快乐，你就不会去努力寻求改变，那就会停止进化。那些石器时代的人们如果总是保持着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状态，天天懒懒洋洋地咧着嘴微笑，什么都不想，那时他们的伤口可能已经感染化脓了，庄稼可能被毁了，甚至孩子都会被熊吃了。但是假如你不是这样乐观的话，你就会想办法努力改造自己并且改造世界。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伦道夫？耐希（Randolph Nesse）指出；忧郁不仅有利于人类进化，它对于现代人也是有益的。当我们感到忧郁的时候，我们会停止手中正在进行的一切，重新思考，这是非常健康和有益的。如果生活中确实发生了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比如工作变动或者关系破裂等等，我们感到难过和忧虑，这时我们会放慢生活的脚步，重新思考和评价自己做事的方式，并进行调整和改变。但是现在的医生不是这样做的，他们越来越喜欢用药物来对付抑郁，而不是给人们安慰和时间去恢复内心的平静。《普通精神病学》（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他们在对8000名被确诊为抑郁症患者的调查中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抑郁，而是刚刚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变故，比如丧失亲人，他们需要的只是时间去医治伤痛，而不是那些跨国公司生产的越来越多的抗抑郁的化学药品。
减轻抑郁还会有一个奇怪的副作用。假如那些天性胆怯和悲观的人因为服用抗抑郁的百忧解（一种常见的抗抑郁药物——译者注）而变得不那么胆怯和悲观，整个社会的结构都会被扭曲，金融市场也会走向崩溃。不会有一个大企业因为胆怯而臭名昭著，但是企业确实时时刻刻都在承受着竞争的压力和焦虑，它们需要不断地为自己打气，假如有人给他们开了抗抑郁的药品，他们可能会因此变得不再那么小心翼翼，他们会更大胆，更有侵略性，更加无所顾忌。百忧解之类的抗抑郁药提高了人的荷尔蒙血清素分泌水平，这会增强人们对于社会地位的渴望和迷恋。调查显示，猴群中猴王的血清素水平是普通猴子的两倍。假如猴王失去了它的王者地位，它的血清素水平会急速下降。任何一支普通的猴子如果服用了抗抑郁药品，都会因为血清素水平上升而渴望成为猴群中的领袖。因此可以推断，在那些竞争压力很大的工作环境中，那些抗抑郁药的瘾君子们会因为都想成为领袖人物而相互倾轧，使职场的竞争更加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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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长足够了
“我们到了吗？我们到了吗？”如果将人类的进化史比作一辆行驶中的汽车，这是来自后座上永久不变的回声。我们就像汽车后座上急躁不安的孩子，古老的天性不断提出同样重复性的问题：我们足够快乐吗？我们有足够的信息吗？我们足够忙碌、吃得足够多，或是更普遍地说，我们足够富裕吗？如果20世纪经济学界的圣人，梅纳德？凯恩斯爵士（Lord Maynard Keynes）坐在驾驶座上，他会转过身来，也许会有点暴躁地回答说：“是的，我们已经到了，下车欣赏风景吧。”
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经济学失效的状况下帮助解决了英国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他会对今天的西方世界说：“财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让我们享受生活吧。”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凯恩斯曾预言经济的增长将会走上一条金光大道，通往一个他在文章《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中所描述的自由世界。他的目标并不夸张，但鞭辟入里：凯恩斯预言在三代的时间内（也就是说，刚好是现在），“经济问题”将得到解决。凯恩斯认为，经济问题不过是如何分配稀缺资源，使每个人都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与基本的欲望。他认为，一旦我们通过历史性的一点，人类将最终能够自由地挖掘自身的巨大潜力，并且在艺术、文化方面蓬勃发展，享受美和友谊等生命的精华。
对于凯恩斯来说，经济是一个肮脏的游戏，商业的收入和支出是一种污秽的负担，人类应该尽早摆脱它。凯恩斯预言道：“一旦我们驶出经济需要的隧道，来到日光之下，我们将回归宗教或者传统道德中那些最确定和必然的原则——贪婪是邪恶的，放高利贷是罪恶的，对金钱的贪恋亦是可憎的……我们应该将结果看得比手段更重要，将有益看得比有用更重要。我们应该尊敬那些教会我们如何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过得有意义的人。”
战后螺旋式迅速增长的消费对制造商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不一定有益于人类或者整个地球。20世纪70年代一波新思潮浮出水面，指出了限制我们指数级的增长的必要性。 最著名的例子是两本著作，舒马赫（）的《小即是美：以人为念的经济学》（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和高级咨询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后者挑战了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定之一——地球给我们提供的资源供给是无限的，能够满足我们持续增长的经济繁荣所需的一切。自从这本书出版后，我们日益意识到我们的生态系统是脆弱的，永恒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每一次我们获取和消费都有可能使我们子孙的世界变得更糟。到20世纪80年代末，甚至《太阳报》也指派了自己的绿色通讯员。如今最乐观的西方消费者的良心也会经常被对生态破坏的认识所刺痛。那么，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呢？为什么当我们知道这样做可能造成灾祸，我们的文化仍然要求我们继续增长、奋斗、生产和消费更多呢？
经济科学长期以来都试图解释增长背后的压力。最早的尝试之一是萨伊定律，它从根本上判定是供应创造了需求。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在19世纪初系统地阐述了这个理论，工业革命早期，煤炭能源的使用明显地推动了欧洲许多采煤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过来，这些国家在购买铁制品上花费了更多的金钱，这意味着需要生产的铁制品，也意味着需要使用更多的煤炭。萨伊定律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在拥有一些闲钱时会购置那么多不需要的商品，以及为什么当电费很便宜时我们会点亮过多的电灯。
但是这仅仅描述了表面上的人类的行为，而没有解释深层次的动机。当然，萨伊先生没有MRI扫描仪，不能观察人类大脑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现如今，多亏了扫描器，我们开始了解我们的社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