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在大婚后专宠珍妃，作为慈禧内侄女的隆裕皇后因失宠，醋意大发，由忌而恨，隆裕的怨毒愈积愈深，渐渐地怀恨珍妃的心几乎超过怀恨光绪的心了，她自己也知道无从再掩饰；而且觉得无须掩饰，她几乎在每个人的面前咒诅过珍妃。当她们每天早上一起到太后宫里去请安的当儿，隆裕从不曾把眼腈向珍妃瞧过一次，只当眼前没有这个人一样。隆裕为了泄愤，常在慈禧面前说珍妃的坏话，告她的状。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珍嫔和慈禧的关系还很好。珍嫔心灵手巧，写字画画的技艺提高得极快，非常挑剔的慈禧太后也常夸奖她。兴致高的时候，慈禧太后还亲自向珍嫔传授写擎案大字的诀窍。当她发现珍嫔写出的大字既漂亮又端庄时，干脆就让珍嫔代自己书写“福”、“寿”斗方，赏给讨字的王公大臣们。慈禧太后觉得这小丫头精明能干的劲儿，还真有点像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说这请安和磕头吧，宫廷里一刻儿也离不开，可是要做得符合规制却也不那么容易。后妃们请安和磕头时，一般都要穿双花盆底鞋，头戴殿子，耳朵垂上戴着坠子，迈着丁字步，一步请一个安。请安时，头上戴的殿子、耳朵上戴的坠子摆得都要适度，不能不摆动，又不能乱摆动。叩头时，要求就更高了，主要是头不能叩得太偏，又不能太正。这个劲儿，隆裕皇后就是掌握不住，不是不摆，就是乱摆个不停，不是太偏，就是太正。然而珍嫔则不然，不仅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而且还很俏皮、活泼，透着机灵劲儿。
不仅如此，珍嫔还经常随敦宜皇贵妃、瑜妃等人，有时也随隆裕皇后、瑾殡，一同陪慈禧太后去中南海、北海、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今北京市香山公园）等处游玩。在满目葱郁的山坡、波光粼粼的水上，珍嫔活泼开朗的性格总会不时地流露出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看在慈禧太后的眼里。 在日常生活中，珍嫔也能与慈禧太后和平共处。每逢佳节，珍嫔还会与隆裕皇后、瑾殡等人向慈禧太后道喜、送礼物。慈禧太后也会赏赐给她们一些钱物。在元旦这一天清早，珍嫔要向慈禧太后进献寓平安之义的苹果和象征长寿不衰的青果及莲子等物，并且还要跪着递上如意，讲几句新春祝福的话。然后，珍嫔才分别向光绪皇帝、隆裕皇后跪着递过如意，道一声新喜。慈禧太后当然也不会没有表示。过端午节时，慈禧太后便赏赐给珍嫔二匹大卷纱，二件小卷宫纱、漳纱、兼丝葛等，并有200两白银。除夕时，珍嫔又得到慈禧太后赏赐的红缎子平金荷包，里面装的压岁钱是一锭小银裸，另赏200两白银及衣物等。
珍妃进宫后，颇得光绪宠爱，但一年过去了，她却没有怀孕。她想，慈禧之所以掌权多年，不就是生了一个儿子同治吗？她感到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能任其自然。于是她和几个最亲信的太监暗暗商量了一下。这些太监也希望她早生儿子，等她当上皇太后，他们也可以抖抖威风了。
太监不懂医学，只信迷信，劝珍妃去“送子观音庙”求子。由于珍妃盼子心切，也就同意了这个办法。按规矩，想要儿女的女人最好亲自去庙里烧香许愿，如因病或其他原因实在去不了，也可托人代求。珍妃前思后想，决定自己不去为好，一来怕隆裕皇后和瑾妃知道后施毒计破坏，二来怕万一生不了儿子别人嘲笑。于是，珍妃悄悄地选了一个年龄最高也最诚实可靠的太监代替自己去祈祷。
这位太监受珍妃的重托，将这事看得格外郑重。他先在街上买好香烛，然后直奔观音庙。庙里，泥制的男孩和女孩分别排开，女孩身着红红绿绿的花衣裳，头上涂着黑发；男孩赤身裸休，头上光秃。因当时重男女，要男孩子的人很多。这位太监端端正正地跪在菩萨面前的拜垫上，喃喃地祝祷着：“菩萨啊，请听我的求告，我们的珍妃主子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人，她祈求菩萨大发慈悲，保佑她早生一位太子，将来好接继万岁爷龙位，安坐大清国的龙廷。她今年17岁，虔诚信奉菩萨，从不曾做过什么恶事。因她不便出宫，所以叫小人替她祝祷。”说完，用黄头绳拴了一个男娃娃的头颈。随后又到拜垫上，向菩萨磕了几个头，低声说：神明的菩萨啊，请你务必叫这个孩子投生到珍妃肚子里去，她住在万岁爷的寝宫里，每晚和万岁爷在一起。菩萨圣明，请记着是珍妃，不是隆裕皇后，也不是瑾妃，求菩萨千万别让孩子投错了。
回宫后，太监将泥娃娃悄悄地授给珍妃，让她白日藏在怀里，晚上放在枕边。希望有了这个泥的，不久就会有个真的。但拜佛求子并没有让珍妃如愿，她至死也没有生育。
交恶
第四部分 交恶 作者 ： 章恺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事件初起时，朝廷中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实力都估计不足，将日本看成是“蕞尔小邦”，以为只要天朝震怒，便可一举荡平，因此主战观点一直占据上风。开战后，随着中国海陆军的节节败退，慈禧太后及其恭亲王、庆亲王、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开始试探妥协的途径。根据恭亲王建议，太后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协商邀请各国调停。翁同龢等帝党人物，虽然提不出挽救时局的良策，但坚决反对议和。在他们看来，妥协就是卖国。他们保持高亢的抗敌论调，某种程度上也是明哲保身的一种策略。
战争爆发后，北京粮价开始飞涨，从最初的3两4钱购140斤攀升至12两购100斤。京官们开始安排眷属还乡。北京至津沽的车价涨至七、八两乃至十余两也往往不可得。京师绿营兵奉调出征山海关，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目击者记载：“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黧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这与成千上万日本男女挥舞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亲人上前线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11月24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恭亲王、庆亲王、翁同龢、李鸿藻等枢臣默坐哀叹。最后决定起草诏书，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着迅赴大沽、北塘等处巡阅布置。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封疆大吏丢失疆域城池，本该深究查办，但此时撤去李鸿章，就无人收拾局面，统领将士。翁同龢日记载，慈禧太后在指斥李鸿章贻误军机后，也深感淮军难驭，只能表示暂不可动。
26日，慈禧太后单独召见枢臣。在讨论完旅顺局势后，她突然宣布，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前方形势紧迫，内廷却闹家务，不由得枢臣大吃一惊。
瑾妃和珍妃是宫廷政治的牺牲品。这对姊妹花刚进宫时，都是养在深闺中的千金小姐，并不懂得什么政治。进宫之后，恰逢皇帝和隆裕皇后不睦，她们便利用女人的本能和智慧，努力博得皇帝的宠爱。尤其是聪明伶俐的珍妃，不仅参予协助皇帝料理政务，连慈禧太后披阅奏章时，也从旁窥伺，体察懿旨。她还恃宠在皇帝面前举荐私人，一个是她的兄弟志锐，一个是她的蒙师文廷式。皇帝虽然亲政，却缺乏羽翼，难以同太后形如密网的控制相抗衡，极想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驱使，又苦于难觅亲信。不管这二人是否牵扯两妃的裙带，都不失为当朝名士，思之再三，决定提拔志锐为礼部侍郎，文廷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在老于世故的皇太后看来，年方十八的珍妃不正是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子吗？这是她断断不能容忍的。且看朝中，文廷式，以及珍妃的长兄志锐等人都主张对日作战，支持光绪帝掌权，反对慈禧太后干预朝政，反对手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对日妥协退让的主张。志锐公然参劾她的心腹孙毓汶、徐用仪，御史安雄峻、张仲炘、侍读学士文廷式、侍郎长麟也点名指斥李鸿章，其势汹汹，宛然形成一股势力。连皇帝也大有主张，不大遵从她的控制。而在后宫波澜中，她又偏向娘家侄女隆裕皇后，不能容忍光绪皇帝专宠珍妃一人。就在此时，李鸿章授意其心腹——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诬陷说，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夺嫡，取代隆裕皇后，反对慈禧听政，支持光绪自主朝政。慈禧接到奏报，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迅速做出罢黜两妃的决定，将文廷式革职，押回原籍，永不录用。并授志锐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远远地放逐出京。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却有泼辣手腕。
珍妃在这件事过后，又因私卖官缺一案泄漏，并且顶撞慈禧，使慈禧更为恼火。
事情是这样的。珍妃为人很大方，对宫中太监时有赏赐，太监们得些小恩小惠，也都竭力奉承这位“小主儿”。但时间一长，这位“小主儿”也被捧得有点不知所以，渐渐失去自我节制，毕竟她还是个孩子。 清宫有制，皇后每年例银不过千两，递减至妃这一级别，每年仅300两，嫔为200两。珍妃用度不足，又不会节省，亏空日甚，遂不能不挖找生财之道。这样，就有了她与太监联合起来向外受贿卖官的事儿。
卖官的契机是光绪皇帝同她谈起筹建海军的事，告诉她，李鸿章已同英国领事谈妥购买几艘军舰，只是国库空虚，无法办到。她便对光绪说：“日下财政困难，莫如索性卖官，国家就可以得到一笔收入，这样就可以弥补财政的不足，买军舰什么的，也就有了着落。”她的这一“改革”方案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并被批准她和她的胞兄志琦来实施。
珍妃依靠胞兄志锜，串通奏事处太监拉官縴——收人钱财为人跑官。奏事处乃是太监与朝廷官员传达沟通之处。因为有利可图，当时太监中最有势力的有郭小车子（意为“小车儿不倒只管推”）、奏事太监文澜亭、慈禧掌案太监王俊如诸人，均染指其中。珍妃住景仁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