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方言与口音的政治学”，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1月18日形象：中国人是哪一种龙的传人中国该不该继续用龙来代表自己的形象呢？没想到这个问题竟然成了近期的热门话题。事件的缘起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吴友富，自称受到委托，要研究设计的是“dragon”，而“dragon”在西方人的文化里恰巧是种穷凶极恶的怪兽，基督教传统更以它作为魔鬼的象征。所以，中国要是想在这个世界里树起强大但不霸道、崛起但是友善的形象，就不能固守“龙的传人”这个身份了，至少得把这条龙修改一下。
消息传出之后，民间反应大极了。最可料见的，当然是种种民族主义的回响，大家纷纷痛骂这位吴教授数典忘祖，为了献媚洋人竟可牺牲民族尊严，置千年传统于不顾。另外还有人从学术角度入手，分析龙图腾的源流，指出此龙不同彼龙，咱中国龙不仅不恶，还吉祥得很。
在我看来，这场争论来得太急太快。它太急，急得根本还没弄明白吴友富研究的全盘真貌；也忘了问到底是谁授权他做这项研究，以及这个研究的结果又会如何应用。它太快，快得大家没有时间去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更根本的问题呢？那就是在讨论龙是否适合代表中国之前，我们要不要先搞清楚什么叫做一个国家的形象代表？它的作用是什么？产生这种形象代表的恰当程序又是如何？跳过这一连串问题，我们关于龙的种种说法都只不过是闲谈温谈罢了。
自从商界开始关心品牌效应以来，企业的“身份标识”（CI）就越来越受重视了，大至企业的标志，小至一个信封，都成了商业设计师大展拳脚的地方。流风所及，连国家也变得可以当做一家企业来包装，大家希望为整个国家和它的不同政府部门设计出一套视觉语言，以准确传达它们的价值、文化和理念，以及它们想让人看到的那一面。
在这股新潮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丹麦的例子了。在二十多年前，丹麦人民常常上街示威，他们讨厌政府的官僚作风，讨厌政府那种高高在上与民对立的作风。于是丹麦政府开始在原有民主体制的基础上厉行改革，一方面想要加快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想要重新拉近人民与政府的距离。在这场改革运动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形象再包装。所以丹麦政府找来了着名的设计师林内曼（BoLinnemann），为政府和国家重新打造一个时髦而亲民的形象。他和伙伴们如今遍见于丹麦的大街小巷，从政府大楼顶上的纹章到路边邮筒都是改造的对象。
在这项庞大的计划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丹麦那顶着名的皇冠了。皇冠一向是丹麦人最熟悉又最认同的象征，其地位与中国的龙差不多。但是皇冠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带有太强的皇权威势，而且过于古老土气，所以林内曼从皇冠下手，为它设计出几种徽调变形，把它放在不同的字款之中作出多样的配搭，又尝试着上各种颜色，结果就是丹麦官方各部门的新标志了。
林内曼的设计令人耳目一新，它们的线条充满简约的北欧风味，还给人时尚可亲的感觉。这次改造充分突显了丹麦想要强调的政府透明度和友善的施政作风，可以说是真正的形象工程，与中国某些地方争建堂皇大楼的区别不可以道里计。
从丹麦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身份标识”只是它的外观，想要创造崭新的形象，首先要有新的政治作风。企业管理学告诉我们，一家企业的形象是它企业文化的面孔，这个道理放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说得通的。没有根本文化的改变，一切外形的换装都只不过是皮相的伪装而已。
其次，国家的形象设计首先针对的一定是内部的国民，只有国民支持和认同，一个形象标识才能彻底地体现出国家的性格和品位。事实上，近年丹麦旅游产业和国民外交种种宣传工作，也是建立在这套原来针对国民的形象工程上的。国家的形象设计，不只是为了给外人好印象，更是为了要凝聚本国民心。
至于什么样的形象才是国民认同的形象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拥有众多的方法和工具去寻求答案了，其大要不外乎本着民主精神的研究和调查。国家形象不能只是少数专家闭门造车的结果，更不能任由官员发挥主观意志；它必须来自由下而上的意见表达，经过公开的讨论再渐渐成型于专家之手。
最后，我们发现再古老的形象也可以焕发全新的气息，威权霸道如皇冠也能够变成可爱的象征。问题只在于有没有想像力，有没有敢于突破陈规的创造勇气，有没有真正的高手去执行工作。
再回到中国龙的争论，我们的问题就很清楚了。新形象的念头来自何处？它有没有全新的施政风格去配合呢？这个形象是做给自己人看的呢，还是纯粹指向外人？国民认同这个新形象吗？又有什么程序去保证这点？谁有资格去负责这项重要的计划呢？就是吴友富教授吗？
原题为“不是龙的问题，而是形象的问题”，发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08日17文化入侵：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走进北京故宫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一阵错愕。我以为这座世上最大的皇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建筑瑰宝，今天就算丧失了卢浮宫的奢华，少了东京御苑墙外的静穆，至少也是体面的。最起码，它得有世界级国宝博物馆的庄重。
然而，在穿过故宫大门之后，我看到的却是几块绘上了清宫人物画像的木板，脸部挖了孔洞，好让游客把脸凑进去扮演皇族拍照留念。
这明明是三流仿古游乐场的恶俗玩意，怎能放在堂堂紫禁城内呢？再看两旁的商店，蒙尘窗口上贴了几张摇摇欲坠的红纸片，拼出“纪念品”和“商店”等字样。且不要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专营商店来比了，这等门面恐怕连一般中等商场里常见的连锁成衣店都不如。当时我看见这等光景真是又难堪又心痛，但是我又安慰自己，国力不强，文化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一时达不到世界第一流水准也是正常的。假以时日，必有改善。
十几年过去了，再进故宫。那种胡闹的乐园式配套设计依然没有多大改善，只是多了一家星巴克（Starbucks）……最近中央电视台主播芮成钢在博客里炮轰星巴克，说它把分店开进北京故宫是明目张胆的文化入侵。于是引来内地网民的热烈讨论，有人支持他，要求星巴克滚出去；也有人反对他，说这是不尊重合约精神，人家签好了约就有权留在此地。
其实在判断这是否文化入侵之前，大家的讨论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基础层次，那就是故宫管理部门的责任。星巴克在商言商，哪里有游客就哪里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问题是场地管理者为什么会放它进来呢？我说的还不单是文化入侵这类很容易引起情绪反应的“民族大义”问题，而是管理机构想为场地营造出何种整体形象的问题。
好比一家商场，主事者自会为它选择合适的商店，以配合整家商场的形象与格调。北京半岛酒店不会让永和豆浆进去开业，香港置地广场也容不下麦当劳，哪怕它们出得起再多的租金；而一间针对低消费阶层的百货公司则根本不会费心拉拢高端客户。同理，一间有水平的博物馆也必须明白它营造出来的环境就是它留给游客的印象了，更不消提故宫这种世界文明遗产。
主事者在设计整体形象的时候要先回答几个问题，首先是整个场地的定位：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神圣的地方，还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教育中心呢？它是一个面向全球游客的国际化休闲场所，还是一座纯粹的民族文化圣殿呢？然后就要探讨里面该有的配套设施了，例如它可以像韩国故宫那样完全杜绝商业活动，也可以学习卢浮宫的顺应潮流。接下来他们要顾及细节，从导游手册的平面设计到厕所的环境安排，全是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半点也不能马虎。
以故宫的现状看来，它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让美国连锁咖啡店轻易进场，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说的没有品位；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晓得要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与其争论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齐探讨故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原题为“慎谈文化入侵，多谈故宫定位”，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2月09日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计划虽然有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计划经济体系翻案，认为它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么一无是处，甚至还起过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可是今天，仍然相信并且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到底是寥寥可数了。中国也曾是个奉行计划经济的大国，但是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难道不就是一个国家逐步退出经济生活，让市场机制代替政府计划的历程吗？除了仔细掌握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分寸，把握好政府在这个程中的角色和定位之外。我们现在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也渐渐放弃“计划形象”的老路，不再硬性地经营政府和国家的形象，也不再为了所谓的“正面”效应而任意难塑舆论环境的生态呢？
什么叫做“计划形象”？什么是“正面”效应？我们看看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两桩“造假”事件就知道了。
首先是那场先声夺人的巨型足印烟火秀。原来北京奥组委深怕现场效果不如理想，所以预先以计算机动画技术录制了这个场面，然后把它加插在当晚的实况直播里头。虽然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在事后的访问中立刻承认此事，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个手段已经完全改变了大家对“实况直播”四个字的一贯认知。顾名思义，“实况直播”就是实时地把发生在某一地点的事件直接传送给观众。如果主办机构明明知道自己会在这次演出里插进如此一段加工画面，但又不立即以字幕等形式坦白声明，这晚的“实况直播”难道还不是一个骗局吗？
其次则是赢尽全球观众欢心的林妙可被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