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先后在一年间去世的辜振甫先生和汪道涵先生为例，他们就是媒体口中“人格魅力”的典范，但是我们却极少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他们的魅力。我不敢也没有任何凭据去怀疑他们的人格和魅力，我怀疑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媒体受众会如此轻易地接受关于这两位先生的描述，以至于他们成了传说，以至于“汪辜会谈”成了传奇。我们迫不及待地相信这些传说，是否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愿望和投射呢？
从头细阅多年来的记录，每当谈到“汪辜会谈”，除了必然盛赞二老的身份地位、学识风度，另一项摆不开的要素就是“中国传统”。这种“中国传统”的味道不仅被说成是他们自然散发的雍容气度、儒者风范，而且还是交往过程中刻意营造的机巧。例如晚宴菜单的名堂与排序，双方引用的诗句，以及辜振甫唱戏的曲目，莫不带有传统中国色彩。更要紧的是这种借着菜名和诗词迂回地传情达意的做法，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在外交场合、谈判桌上最优而为之的技巧。所谓“汪辜会谈”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重点不是那些共识和原则，而是这场会谈的方式和过程本身就很有格调，本身就体现了国人久违的中国风味，堪称“佳话”。
分隔数十年，两岸首回接触最宜采用这种古典中国的交际手腕，把复杂的局势用一种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戏码呈现演出。要演好这台戏，汪辜二老自是不二人选，但身为观众的我们更是愿意搬出我们的历史蕴藏去丰富他们的关系。举个例子，几乎所有对他们二人的回忆都很强调汪辜是知己知交，即使在后来相当不妙的情势之中，仍旧忧心为国；在关山大海的阻隔底下，依然体谅对方。但只要冷静一想，就会发现他俩实际上只见过两回，这份深厚的情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当然不可否定他们一见面即成知己的可能，不过在我们看来，二老最好是知交，因为这才符合我们的心愿，符合历史上经典故事的模式。
我们的心愿是什么？我们暗地里的期盼是把两岸关系当成兄弟般的关系，政治的纷扰化成自家人的误解；只要是兄弟，又怎能不一笑泯恩仇？只要是自己人，又有什么是谈不拢的呢？“汪辜会谈”之所以成为传说，是它的个人色彩掩盖了政治本质，少了明刀明枪的硬朗，多了曲折朦胧的蕴藉。这正是中国式的政治协商谈判，把一切公共的都转化成私人的，将两个阵营的事压缩成两个朋友的轻酌浅唱。在这个意义上，“汪辜会谈”不只是一出当年两岸合演的好戏，还是投射了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两岸关系之具体而微的象征。
俱往矣，所有人都知道，“汪辜会谈”已成绝唱，这更增加了这个历史事件的传奇性，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二老“人格魅力”的感知。听说汪道涵先生曾托人送了一个筷子筒给辜振甫先生，辜振甫先生微微一笑，知道这是汪老的心愿：两岸“快统”。流言传闻自是不能尽信，但重点是关于二老的这类传说实在太多，而且它们也只能发生在这两位老先生身上。想想看，这是一个何等“中国”的故事：凭物寄意，取字谐音，真是风雅妙绝，换了别人换了其它场合，我们就未必愿意轻信了。
“汪辜会谈”之不可再，不仅是再也找不到这等分量这等身段的角色，也是大环境使然。从1992年至今，台湾社会在民进党“去中国化”
的工程下，越来越强调台湾人的“主体性”。如果今日能够重开谈判之门，如果台湾仍是民进党执政，他们还会用这种形式本身就很中国的手法来与大陆谈吗？
我们最该问的问题，不是二老的接班人何在，而是以后要用哪种方式谈下去。假如世上仍有汪辜这般人物，自然不坏；但正式正常的机制对处理国家大事民族前途更是必不可少的。
原题为“汪辜会谈何以会成绝唱”，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1月07日接班：为什么年龄是中国政治家的死线看日本、英国、美国等几份大报的社论，他们对于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并没有给出什么特别的评价。相反地，香港传媒则注意到了一个重点，那就是胡锦涛在新一届常委亮相时特别介绍了“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确是中国政坛的下一代，两人都不过五十多岁的年纪，大家在这年纪的问题上看到的更是中国政界新老交替的常规化，未来的中国高层政治将会变得更制度化，更有常规可循，而且更注重权力来自职位而非个人威望的正常原则。既然如此，为什么许多惯用怀疑眼光看中国的外国传媒仍然不为当前的局面所动？仍然奢于给点掌声呢？
说到年纪的问题，这可真是当今世界政坛的迷思，似乎大家都认同张爱玲的名言“成名要趁早”，觉得政治人物也是越小越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固然年轻到了退任之后还要再当国会议员的地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过早退休”之后更是展开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春。这些领袖级人物的经历似乎证明了越年轻就越有活力越有创意，因而也越容易得到人民欢心的说法。难怪法国和英国现任内阁班子里也不少四十出头甚至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而下届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大卫·卡麦隆更是刚到四十岁的“娃娃脸”。
在这平均寿命拉长、人口渐渐老化的时代，世界政坛却出现了年轻化的异象，这是为什么呢？许多人呼吁延迟退休年限，再看一下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我们就会发现其背后的动力可能是年轻选民普遍的政治冷漠和逐年下降的投票率。所以许多政党为了得到青年的认同，争取他们的选票，就纷纷推出了年龄和他们相去不远的新星，好把他们拉回票站。
其实，一个政治人物的能耐与他的年纪实在没有什么必然关系，日本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安倍晋三的短命任期就是个反面示范。年轻确实是卖点，但它不一定就是优点。综观这些产生了不少青年领袖的国家，它们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对从政者的年龄往往不设上限，反而只有下限。例如美国，你起码要到了三十五岁才有资格竞选总统，因为一国大任无论如何也不能交到乳臭未干的小子肩上吧？可是你若有办法赢得人民的信任，让他们觉得你老当益壮，你甚至可以像传奇性的参议员特尔曼（StromThurmond）那样一干干到一百岁。换句话说，年纪在今天的选战里可能是耀目的招牌，争论的话题，但是在制度上，只有选票是老大。
中国政治的接班问题渐渐制度化了，但那些外国传媒却看不到。
原题为“政治人的年纪”，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0月30日好官：一个人要有多好才能当官我本来以为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辞职只是香港这小茶杯里的风波而已，没想到原来有不少内地媒体也很关注这事，不只报道，并且评论。它们的角度自然是要突出香港媒体的自由与发达，香港社会民意力量的强大，以及香港人对官员道德水平的高度要求。
的确，同样的事件要是发生在内地，首先就不会有媒体擅自发布甚至拍摄一名高官与性工作者把臂同游的照片。其次，所谓的“民意”
也可能发作不起来，如果不是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不以为意的话。最后，官员更是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就自行求去，除非是上级有压力。因此，朱培庆的丑闻反倒见证了香港体制的优点。
可是再细想下来，香港社会对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难道就绝无可议之处吗？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该如何要求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它该高到哪个程度？我们又有什么方法确保公职人员不会失德呢？回顾关于这次事件的讨论，可以发现，其实有不少人赞同朱培庆的解释，觉得他在公余时间自己花钱冶游是他自己“私人生活”的问题，与“公务”无关，所以他没有理由向公众交待详情，在这事上真正该问22责的其实是他的太太。但与此同时，很多人又觉得他主动请辞是正确的决定，因为他的形象已经受损，而“社会对于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是应该比一般人要高的”。
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要比普通人有道德呢？这其实是一个沿袭传统但未经推敲的共识，好像从政者都该是圣人，不只比一般人聪明能干，刻苦耐劳，还要比一般人更能抵得住欲望的诱惑，在道德操守上堪为天下表率。我相信任何人只要静下来想一想，都会觉得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从政治权术的角度考虑，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不只从政成绩优秀，还恰巧是个大善人，那么他的声誉和威信自然更能令人拜服。
但万一他只是个普通人，齐备了普通人皆有的七情六欲，而且不时有逾矩的行为，那么他是否就此丧失了从政的资格呢？我们该记住即使是孔子，也曾盛赞私德不够检点的管仲，说他有功于天下。难道我们竟然要比孔子还讲究道德吗？
但这又不表示政治家或者公职人员在操守上只要和一般人看齐就行了，因为他们占据了特殊的职位，享有非常的权能，与社会大众有特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要求他们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从他们的职位和权能里推导出一组特定的道德规则，我们不能说官员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们该说因为官员占有特别的职位权能，和公众有特别的权责关系，所以才要有相应的伦理信条。
简单地讲，从政者该遵守从政的专业伦理。如果一个官员破坏了这套专业伦理，他不只对不起他的职位权能，更会伤及公众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盯清楚的。
就以朱培庆这件事为例，他犯的错误大概有三条：一是光顾声色场所；二是被记者拍照时惊惶失措；三是事后透过属下香港电台的公关发表声明，说当晚他身边那名女子只不过是朋友的女伴。第一条错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是私生活的事，既与公众无关，也与其权能职位无关。如果我们接受性工作是正常的工作，性交易是正常消费活动的话，他甚至根本就没有�